两湖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3年第5期

　　两湖地区的史前考古表明，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比较完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距今1万年左右至距今4000余年间，持续发展，先后承袭，连绵不断。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发现的各类文化遗存中，如墓葬、手工作坊、城址等遗迹和遗物，都传达出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等文明因素的信息。本文拟从一些有关的考古发现中，对长江中游地区某些文明要素萌芽、发生的过程作些探索。

　　两湖地区以两湖平原为主系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前期存在着两个传统文化系统：一支主要分布于环洞庭湖周围至鄂西南及西陵峡、巫峡峡江一带，其主系是以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为代表的釜文化；一支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中部至汉水流域中上游及鄂东一带，其主系是以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即屈家岭下层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暂用名）为代表的鼎文化。两支考古学文化在延续发展中频繁交往互相影响相互融合（如皂市下层文化对城背溪文化的影响，汤家岗文化与大溪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油子岭文化晚期对大溪文化晚期的冲击和融合），后来均融汇到鼎文化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形成了一个长江中游的大文化区。

　　农业的发展是古代文明起源的基础。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中，就发现了1万多年以前的人工栽培稻。在距今9000～8000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上，与文化堆积相通的古河道黑色淤泥层中，发现了当时人们利用古河道浅滩堆垒田埂筑成的稻田，“在数个平方米的范围内竟收集了1.5万粒”稻谷。有关专家观察研究认为，这批稻谷“是一种兼有籼、粳特征的正在分化的倾籼小粒型原始的古栽培稻”。在同一地层中还发现骨、木质地的耒、耜、铲、锥、杵等生产工具，并出土了大量的牛、猪、鸡等家畜、家禽骨骼［1］。湖北枝城城背溪遗址的城背溪文化陶器掺和料中，也发现许多栽培稻遗存。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经济已渐成为稳定的生活来源，出现了人类初期定居的农耕聚落。距今6500年左右的汤家岗文化和边畈文化时期，澧县城头山遗址汤家岗文化的堆积层中，发现在聚落址边缘开造的稻田和用于农田灌溉的小水塘［2］，说明此时稻作农业技术上的极大进步。距今6500～5100年的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即屈家岭下层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较前有了显著发展，氏族聚落亦有显著增加，在巫峡与西陵峡区的山谷阶地和鄂西南与鄂南的丘陵地带，分布着众多的大溪文化聚落。在洞庭湖平原的澧县城头山遗址上，发现了大溪文化的夯筑城墙（第一期城墙），城墙外有宽约10米的城壕设施。“……从压在它内坡上的灰坑中的出土物和碳14测定，它的筑造距今已超过了6千年，截至目前为止，它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座城。”［3］

　　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制陶业的发展，城头山城址中清理了7座陶窑，在发掘区的北部剖面上还有多座大型陶窑露出，表明陶器烧造规模巨大，显然已与农业分离成为了独立的生产部门［4］。大溪人以其制陶业上拥有的工艺技巧，烧造出富于变化、花纹繁多的彩陶，大溪文化晚期已出现快轮制陶。在宜昌中堡岛、杨家湾等遗址的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发现有相当规模的石器制作工场，场地上遗存有大量的石器半成品和石料残块（片）［5］，说明此时制作石器的手工业也已与农业分离，手工业已在逐渐专业化。在西陵峡白蛳湾大溪文化墓葬中，已发现有贫富不均的现象，其中有些墓中无随葬器物，而有的墓如白蛳湾M4却拥有较多的随葬品，且石、陶、骨、玉等不同质地的器物俱有，其墓边还置有一块标记石，表明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6］。此时的油子岭文化（屈家岭下层文化）墓葬中，亦出现贫富不均现象。京山屈家岭第三次发掘的一批屈家岭下层文化的墓葬，有的墓中一无所有，有的墓中仅随葬一件或两件器物，而其中的M2不仅墓葬大，随葬器物亦达70件之多，M12墓中随葬器物多至45件，各墓财富占有多寡悬殊的现象，反映此时私有制已开始产生。屈家岭遗址下层文化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有一定组合关系，其中10余座墓中的随葬器物，多是以鼎、簋、曲腹杯为基本组合［7］。在京山屈家岭、钟祥六合、武昌放鹰台等遗址的油子岭文化墓葬随葬品中，还普遍出现了冥器。在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存中，一个直径约为10米的大坑内集中出土了大量刻划有各种符号的陶器残片和彩陶片［8］，这种集带符号陶器与彩陶于一坑的现象，可能与礼仪祭祀有关。

　　距今5100～4500年，屈家岭文化居民凭藉着长江中游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态环境，使原始稻作农业有了更大发展。其聚落中的房屋建筑材料草拌泥的烧土掺和料，几乎全是稻谷壳与稻茎（俗称稻草），遗存的红烧土建筑材料的残块中，均含有较多稻谷壳和稻粒，有的红烧土中稻谷壳密结成层。在农业发展下的饲养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从各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许多动物遗骸和陶塑小动物得知，此时的家禽、家畜已经有了猪、狗、鸡、牛、羊等多个种属。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文化的繁荣，带来了氏族成员人口的增多和兴旺，随之出现了京山屈家岭大型聚落为核心的中心聚落。屈家岭聚落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此大型聚落址坐落在一个面积约600多万平方米的不规则椭圆形岗地上。屈家岭聚落址居岗地中部偏南，在它的周围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5处［9］。屈家岭文化的中、晚期墓葬中，一般多未见随葬品，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更为明显。

　　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是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张，向北到达了伏牛山以南，在汉水中上游的鄂西北及汉水支流的唐河、白河一带与仰韶文化融合；向南已至洞庭湖平原跨鄂西到达西陵峡峡江一带与大溪文化相融合；在汉水以东的鄂东南地带与薛家岗文化相撞击。由于各聚落间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频繁的掠夺性战争，一些比较富裕的中心聚落或大型聚落为防范外侵，在环壕防御的基础上纷纷垒筑起防御的高墙。长江中游继发现洞庭湖平原上的城头山（一期城址）大溪文化古城之后，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又多处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城头山遗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为增加古城的高度，在2米高的大溪文化城墙之上，又加高了一段全高至5米的城墙［10］。截至目前，在两湖平原上已发现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用夯筑城墙营造的城址9处，它们分别是江汉平原上的天门石家河城址、江陵阴湘城城址、石首走马岭城址、荆门马家垸城址、公安鸡鸣城城址、应城门板湾和陶家湖城址，洞庭湖平原上的澧县城头山城址、鸡叫城城址等。这些城址城垣外都挖筑有宽深的城壕，除走马岭城址较小外［11］，其他诸城址的规模都远远超过大溪文化时期的城址，如鸡鸣城面积约15万平方米［12］，阴湘城［13］、门板湾［14］、鸡叫城［15］三城址面积均约20万平方米，马家垸城面积约为24万平方米［16］，陶家湖城面积约67万平方米［17］。以石家河城址规模最大，气势恢宏，城内面积约为120万平方米，环绕城外的城壕周长4800米左右，此城是由城垣、护城壕和土台组成的一项浩大工程［18］。由这些发现看来，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已是“列城林立”。

　　与屈家岭文化城址出现的同时，各遗址的屈家岭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不少有关原始宗教礼仪性的遗物和遗迹。如邓家湾遗址上屈家岭文化的H28、H29两个灰坑中，发现了许多节节相套由粗逐节渐细平置于坑内的红陶筒形器，每节直径一端小于另端，除最粗的一节是小端有榫头，最细的一节一端有榫，一端为封顶的尖端外，余皆大小两端有榫头。顶端一节有的中部作球状，表饰长乳钉。在邓家湾墓地及其周围也发现多节红陶筒形器，这类筒形器在肖家屋脊和屈家岭两遗址上也都有发现。屈家岭遗址上出土的红陶筒形器中，一件周身满饰附加堆纹，器高64.5、大径32.7、小径17.5厘米。还发现一件粗筒状，器身有四个对称圆筒喇叭口的四耳器。在邓家湾石家河文化早期的H304灰坑中，发现了两排平置相套的红陶缸形器，缸口一律朝东，缸均有底互不相通，排列形式与屈家岭文化的筒形器相类似，想必其作用亦相同。在邓家湾的墓区内，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火堆遗迹，这些火堆旁也发现有相套接的缸形器，它们间应有密切的联系。将四节筒形器复原后竖置高达2米左右，颇为壮观。此类器绝非生活用具，推测可能是原始宗教类的礼仪用器。有学者认为，它具有巨型陶祖的形象，乃是祈求祖先降福免灾等祭祖活动时的祭器，称其为“巨型陶祖”。在邓家湾、肖家屋脊两遗址的一些房基下，常常发现有两个碗对扣放置的现象，邓家湾的一处建筑基址中发现的对扣碗竟多至10余对，这类遗存亦应是祭礼活动的遗迹［19］。以上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发现的诸多礼仪祭祀方面的遗物、遗迹，应是此时期内先民们宗教礼仪活动频繁的反映，说明长江中游此时从事专职宗教活动的巫、觋等上层人物已经出现。

　　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屈家岭文化的制陶业相当发达，烧造的陶饮食器皿胎壁薄、火候高、制作精细，胎薄如蛋壳的蛋壳彩陶是其制陶水平的代表作。其彩绘中表现彩色浓淡层次的晕染法及构图讲究对称、彩色悦目的彩陶纺轮，在同期原始文化中独树一帜。在石家河三房湾遗址上，地表大量散布红陶杯的现象遍及整个东台顶面，铲去耕土层后发现，下面的文化堆积几乎全部由红陶杯构成，保守估计，东台顶部堆积中所含红陶杯数量可能不下数万至数十万件。在邓家湾遗址上已出土的红陶小动物累计数不少于5000个［20］。这些发现说明，制陶业在当时出现了许多专门化的窑口。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上，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大型玉器、石器作坊遗迹，出土了一批精美玉器。长江中游早在大溪文化、屈家岭下层文化时期就有玉饰物出土，石家河文化晚期制玉业有了很大发展，除零星发现的玉器外，罗家柏岭、肖家屋脊［21］、钟祥六合［22］三遗址和江陵枣林岗墓地［23］等处，集中发现了几批玉器，其中的许多玉神像、玉璧、玉龙、玉凤、玉蝉、玉鹰等，是一批反映神权和宗教礼仪性的玉器。同时在罗家柏岭遗址的石家河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不少残铜片和许多冶铜孔雀石、铜渣等遗物。在邓家湾、肖家屋脊两遗址石家河文化中、晚期文化层中，也发现有许多小块孔雀石、铜渣等遗物［24］。这些发现表明石家河文化中、晚期的手工业中已出现了小型冶铜业。冶铜业的出现不仅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冶铜所要求的严密有序的生产组织，又反映了此时期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一重大变化无疑是新石器时代步入青铜时代的前奏。

　　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手工业内部的专门化分工，必然产生剩余物产品，为产品的交换与私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墓葬中反映出的财富和地位的分化现象更为明显，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少数墓中随葬器物百余件，其M7墓中的随葬品多达106件，还有象征权力地位的石钺，而多数墓中却一无所有。城址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志，屈家岭文化晚期古城迭出，特别是以城垣、城壕、土台组成的石家河古城的浩大工程，标示着氏族内部此时已产生了拥有权力的权贵，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实力和伴随着意识形态权力（宗教作用和武力征服的暴力行为）的行使者，即执掌社会权力的权威首领，进行如此浩大的公共劳动工程是不可能的。此时，拥有军权、王权、神权于一体的初级政权当正在形成，显然宗教意识是原始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批通神媒介物的宗教礼仪性玉器和象征神权与王权的玉神像在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出现，当是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史前文化发展的轨迹中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已涵盖了标志文明起源的诸要素。两湖地区经过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期积淀与相互作用，长江中游终于在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步入了文明的初始阶段。

　　注释

　　［1］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古国研究》，《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古国研究》，《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3］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古国研究》，《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4］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古国研究》，《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5］《宜昌杨家湾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23日。

　　［6］杨权喜：《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7］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8］杨权喜：《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10］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古国研究》，《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11］荆州市博物馆等：《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4期。

　　［12］荆州博物馆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

　　［13］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14］陈树祥、李桃元：《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18日。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古城址试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

　　［16］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垸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

　　［17］李桃元等：《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址调查》，《文物》2001年第4期。

　　［18］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

　　《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9］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0］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1］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22］荆州地区博物馆等：《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23］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枣林岗与堆金台—荆江大堤荆州马山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

　　［24］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