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式鬲鼎等器的渊源看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关系

原刊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年

　　楚文化孕育于我国南方的古荆楚之地—江汉流域，延续发展了1000多年。考古学上的楚文化，是指我国古代历史上楚人创造的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物质文化。它是在融合江汉地区诸多部族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我们在研究因时因地而异的楚文化自身的同时，还应探讨它在时空变化中与有关诸文化间的相互关系。

　　在集中分布于湖南、湖北境内和河南、安徽部分地区的数以千计的楚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仿铜陶礼器、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兵器以及车马器、漆木竹器、丝织品、金器等大批器物，数量多，种类繁。这批极其丰富的考古资料，加深了我们对楚文化的认识。出自楚文化墓葬、遗址中的鬲、鼎、长颈壶等一群具有特征性的陶器和铜器，更以其独有的风格，代表了楚文化的特色，可称之为“楚器”。本文旨在分析具有特色的楚式鬲、鼎等器的器形特征，及其在楚文化形成发展演变中与江汉地区土著文化的渊源关系。

　　一楚式鬲

　　楚式鬲是东周时期突出代表楚文化特征的一类楚器，在周代列国陶鬲中，其器物形态独具风格。它最早出现于江汉地区，见于江陵楚都纪南城摩天岭西周晚期的楚文化遗址［1］，及当阳郑家凹子西周晚期楚墓中［2］。为红褐陶，侈口卷沿方唇，长颈，最大腹径在器身中部，腹径等于口径。器身饰绳纹。此类陶鬲的形态不见于中原地区两周之际的同类器。根据楚式鬲的口、裆、足的基本形态，大致可分为A、B两型（明器小鬲不在此列）。

　　A型大口鬲。口径大于或等于腹径。大体可分两亚型。Aa型大口高裆鬲。大口，短颈，高裆，袋足窝浅，高圆锥足或圆柱状足。

　　Ab型大口矮裆鬲。扁方体。大口，短颈，矮裆微弧，袋足窝浅，矮圆锥足或圆柱状足。

　　B型小口鬲。口径小于肩径。大体可分两亚型。

　　Ba型小口高裆鬲。小口，短颈，溜肩，高平裆，袋足窝浅，高圆柱状足微外撇，早期呈圆锥状足。

　　Bb型小口矮裆鬲。近方体。小口，短颈，弧肩，裆较矮微弧，袋足窝浅，呈矮圆柱状足，早期呈圆锥状足。

　　楚式鬲器形变化的大致规律是：口部由卷沿到折沿，腹部由深变浅，最大腹径位置由在器身中部渐移至器身上部，足在各型的基础上逐渐由矮变高。

　　陶鬲为日常生活用器中的炊器，也是楚墓中习见的殉葬器。在春秋早、中期的楚墓中，与陶鬲共出的有陶盂、罐、豆、小壶等。春秋中晚期楚墓中除盂、豆外，还有长颈壶、高领罐、盖豆等陶生活用器［3］。楚墓中用于殉葬的楚式鬲，以Aa型大口高裆高足鬲、Bb型小口矮当矮足鬲及小型明器鬲数量为多。这三种鬲，不仅在小墓中出现，也常在大墓中出土。东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址常见的鬲，亦为Aa型大口高裆高足鬲。这类鬲在楚文化遗存中广泛出现，最具代表性。

　　楚式鬲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点，既不同于分裆清楚的殷式鬲，也有别于瘪裆式或春秋中晚期束颈式三足相聚足跟极矮的周式鬲，尤以小口鬲最具特色。楚式鬲与同期周式鬲的演变规律大相径庭，不论是大口鬲抑或是小口鬲，从春秋至战国时期，其发展趋向都是足部越来越高。而春秋中晚期形成袋足的周式鬲，却是由袋足鬲变为极矮的实足鬲，并逐渐趋于消失。楚式鬲不仅延续时间较长，且在战国早、中期的楚墓中，还出现有以鬲为主的实用陶器组合墓。在战国中期的楚贵族墓如望山M1［4］、信阳长台关M1中［5］，也还可以见到以鬲为组合的日用陶器与青铜礼器或仿铜陶礼器成套伴出。直到战国晚期，陶鬲才在楚器中基本消失。

　　东周时期楚式鬲中的大口鬲和小口鬲，可以在江汉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中找到它们的早期形态。鄂东圻春毛家咀西周遗址［6］的大口鼓弧腹平裆袋足窝浅的锥状足鬲、鄂北大悟吕王城［7］西周陶鬲中的大口弧腹袋足窝浅的圆柱状足鬲、鄂西当阳磨盘山［8］西周遗址的大口鼓腹袋足窝浅的锥状足鬲，都具有楚式鬲中大口高裆或大口矮裆鬲的早期形态。同时，在大悟吕王城和红安金盆遗址的西周陶鬲中［9］，还可以见到小口溜肩矮裆或小口高裆鬲的早期形态。追溯到江汉地区先楚时期的夏商之际，在盘龙城商代遗址下层，及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文化遗存中［10］，即出有大口鬲和江汉地区迄今最早的小口鬲。在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11］，亦出有大口鼓弧腹平裆袋足窝浅的尖锥足鬲。

　　由夏商之际而上溯，遍寻江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家河文化中，基本不见鬲类陶器。而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却已经可以见到日用炊器的陶鬲。如在陕西客省庄晚期龙山文化中，即广泛以陶鬲为炊器。在河南境内，除豫南外，豫北的后冈、大赉店，豫中的牛砦、旮旯王，以及豫东的永城造律台和豫西的洛阳王湾、陕县三里桥等，各个遗址的晚期龙山文化遗存中都出有鬲类炊器。山西西南部的陶寺晚期龙山文化遗存的炊器中亦有陶鬲。可见鬲类炊器，本源于中原地区［12］。江汉流域的陶鬲，最先在鄂东北区域内的夏商之际文化遗存中初现端倪，说明它和中原文化必有关系。

　　属于古荆楚之地的江汉地区，早在商代即为中原华夏族的征伐之地。《诗经·商颂》中描写商王武丁事迹的《殷武》篇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表明在商代，“荆楚”和“氐羌”等方国一样，已朝贡于商王朝，属于商朝南土的一部分。《左传·昭公九年》载王使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从中可知荆楚之地亦是周朝的“四土”统治区域。鄂北地区的随枣走廊地带，西周时期，又是周朝分封的“汉阳诸姬”领地，基于以上政治、军事等多种原因，商周以降，中原文化首先在这片区域内与荆楚土著文化接触，当是必然的。江汉地区的鬲类炊器，无疑是中原地区同期文化传播和影响的产物，这一地域范围内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史实。

　　鄂东北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是比较复杂的，它既表现出具有较为浓厚的商文化和周文化成分的一面，也表现出有土著文化继承发展的一面。仅就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文化面貌而言，其墓葬中出土的商代青铜礼器的器形、纹饰、制作方法和技术，均与商文化中的青铜器如出一范，强烈地反映出它和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但陶器的地方特色却一望可知。陶器中的鬲、甗、瓮、盆、罐等器形，虽有商文化的影响，有的与商文化中的同类器也不乏相似之处，但土著文化的特色却很鲜明。如陶器中的方格纹红陶缸，颇具土著文化特点，比例竟达盘龙城遗址陶器总数的一半左右。陶器中鬲和甗的口沿、腹部，都与商文化中的同类器有别，明显表现出它和江汉地区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石家河文化等一类原始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13］。特别是表现在商代鬲的形态上，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地域商代文化的复杂性。在盘龙城商代遗址中，既可见到高领分裆鬲，也可见到卷沿有颈平裆高足鬲。前者显然属殷式鬲的形制，后者则明显表现了楚式鬲的雏形。盘龙城遗址商代文化面貌呈现出的复杂性，正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一支以殷式鬲为代表的商文化与当地同期土著文化接触融合过程的反映。此外，在鄂东圻春毛家咀西周时期的遗址中，也可以看到中原地区晚商文化及周文化南下后和江汉地区相应时期土著文化融会的反映。这里西周时期的陶器，特别是陶鬲的形态，亦呈现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相融会的现象。对于圻春毛家咀西周时期的文化遗物，邹衡先生说：所出陶器既有晚商文化作风，又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尤其是绳纹鬲，与东周楚墓中常见之鬲颇有相似之处……从铜爵来看，与黄河地区晚商的完全没有区别，而铜工具却多少有些南方特点。看来，这种西周文化同楚文化至少有密切关系的［14］。

　　从以上分析可以确认，江汉地区的鬲类炊器是中原文化的输入，但楚式鬲的形态，却与江汉地区的土著文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石家河文化中的柱状或扁圆柱状足的小口或敞口罐形鼎上找到楚式鬲器形特征的因子。这说明，楚式鬲就是江汉流域土著文化和黄河流域同期鬲文化融合的产物。

　　二楚式鼎

　　楚青铜文化中的楚式鼎，也是一类具有强烈自身风格的“楚器”。高崇文先生曾对楚式鼎的形态变化，作过具体分析［15］，加深了我们对这类楚器的认识。

　　楚式鼎出自东周时期的楚墓中，有青铜礼器鼎和仿铜陶礼器鼎两种。青铜礼器鼎多出在楚的大、中型贵族墓，仿铜陶礼器鼎则多见于中、小型楚墓中。文献记载，楚庄王为与周王室争天下，曾“问鼎中原”。这说明青铜礼器鼎是象征王室权力之物，所以在楚墓中殉葬青铜鼎的数量多少，是按礼制而定的，它直接反映墓主的等级身份问题。换言之，鼎是青铜礼器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楚青铜文化中最主要的一种楚器。楚式鼎的形态大体可分五型：

　　A型附耳折沿鼎。此鼎早期宽折沿无束颈特征，渐演变成窄平折沿束颈，体形较大。蔡侯墓出此型鼎自铭为“”，应是一种专门的镬鼎。此型鼎在江汉地区最早出现于春秋早期的当阳赵家塝M2，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在安徽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16］中仍有出土。

　　B型子母口盖鼎。据凸棱之有无及腹的不同可分两亚型。

　　Ba型凸棱子母口深腹盖鼎。附耳，子母口外侧有一周凸棱，深腹，兽蹄足。出现于春秋中期的当阳赵家塝M1等楚墓，春秋战国之交的当阳杨家山M6等楚墓亦有出土。

　　Bb型无凸棱子母口扁圆腹盖鼎。兽蹄足。出现于战国早期的随县曾侯乙墓［17］，流行于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及战国末乃至秦墓中仍有出土。

　　在战国时期的陶礼器墓中，凸棱子母口陶鼎与无凸棱子母口陶鼎并存，往往在一墓中各随葬二三件不等。在当阳赵家湖和江陵雨台山战国陶礼器墓中，此两型仿铜陶鼎，从战国早期开始，一直并行发展到战国晚期。它们的演变情况是腹部由深变浅，底部由较圜变为圜底近平，足由圆形实蹄足变为外侧圆、内侧空，最后变为内侧平的菱形实足。

　　C型折沿侈耳鼎。折沿，耳立于沿上且外侈，浅腹圜底，兽蹄足。出现于春秋晚期的淅川下寺M1中［18］。

　　D型平底升鼎。折沿，耳外侈，浅腹束腰，平底，粗蹄足，腹周饰有附兽。自铭为“”，是一种特定的升鼎，器形变化不甚明显，仅在附饰和花纹上有所变化。此型鼎出现于春秋晚期的下寺M2楚令尹墓［19］，至战国晚期，寿县楚幽王墓中尚有出土。

　　E型小口鼎。直领小口，宽肩圆腹，圜底，蹄足，肩附双耳。出现于春秋晚期的淅川下寺M2中，流行至战国中、晚期，在江陵望山M1、寿县朱家集楚幽王墓中均有出土。雨台山楚墓中出土的陶小口鼎，小口圜底罐形，肩附对称双环耳。这类陶鼎，战国早期出现，流行到战国晚期。晚期腹壁变直，圜底变平，蹄足由扁圆形实足，变为外侧弧形内侧空，最后成为菱形实足。

　　楚国的青铜鼎，最早出现在两周之交，此时正值楚武王勃兴之时，国力逐渐强大，并已掌握了铜矿。考古发现表明，楚国早在西周末至春秋早期，已在楚黔中地的麻阳开采铜矿［20］，说明这时的楚在实力上已能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楚鼎的形制演变反映出，楚国铸造青铜鼎之初，在器物形态上是着力模仿中原青铜鼎的折沿、附耳、蹄足等作风的。出现于春秋早期当阳赵家塝M2的A型鼎的形态，即与中原流行于两周之际的折沿附耳鼎极为相似。可以看出，A、B型鼎是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同型鼎影响下产生的。直至春秋中期晚段以后，楚地的青铜鼎，才开始表现出地域特点，这时的A型鼎，以束颈折肩为特征，逐渐变为直壁坦底高足鼎。春秋晚期以后，楚式鼎的风格显示了出来。Ba型和Bb型楚式鼎，均为有盖鼎，虽与中原春秋中叶出现的有盖鼎同类，但在形制上Ba型楚式鼎为凸棱型子母口的深腹，足由矮到高，与中原的有盖鼎差异较大。中原有盖鼎的子母口上少见有凸棱的，其腹部是由浑圆到扁圆，足由高到矮，在器形发展演变规律上与楚之盖鼎亦大相径庭。Bb型鼎与中原同期同型鼎比较，均为无凸棱子母口，扁腹，器形相近，但随着战国中期以后器形的演变，腹部渐变成坦底或近平底，细高足或作菱状高足，具有了明显的楚风。C型鼎于春秋中期受中原的折沿立耳鼎影响而产生，但其浅盘式腹仍与中原同型鼎有异。春秋中期晚段以后实际上脱胎于曾器的D型束腰平底升鼎及E型小口鼎，以其独有的特色、鲜明的楚风，出现于列国青铜鼎之林，尤其是束腰平底升鼎，腹周饰兽独具风格，显得十分气派，是楚国国力强盛的象征。楚之升鼎，在楚幽王墓和曾侯乙墓一类的诸侯国君墓中为9件，在楚令尹墓中是7件，可以看出楚沿袭周礼中奇数鼎制的一面，并标志此类鼎在楚贵族墓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类似升鼎器形的束腰平底青铜鼎，早在江汉地区两周之交的曾（随）青铜文化遗存中即已出现，随县刘家崖M1、刘家崖后山包出土的青铜鼎［21］，其基本形态与楚之升鼎近似。春秋中期以后，楚在青铜文化中吸收发展了此型鼎。楚之升鼎和小口鼎，作为楚特有的器形，和江汉地区远古时代土著文化的陶鼎有着明显的联系。分析曾式束腰平底青铜鼎的器形特征，并无中原青铜文化之因子，其源头应在江汉地区。追溯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家河文化阶段，普遍流行盆形鼎。如天门石家河上层、郧县青龙泉三期、房县七里河等遗址的石家河文化类型遗存中，均出土有折沿圜底或坦底盆形宽扁高足鼎。直到商代，这类盆形鼎仍在沿袭发展，如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即出土有折沿直腹壁、平底、侧装扁高足盆形鼎。其器与曾（随）的立侈耳青铜盆形鼎及楚之青铜升鼎比较，器形十分近似，应有一定渊源关系。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已不见传统的日用陶鼎（不含墓葬中出土的仿铜陶礼器鼎），被普遍代之以陶鬲。江汉地区此时的青铜鼎，仅见于“汉阳诸姬”及周之异姓诸侯之用鼎，然多属中原青铜文化范畴，唯独曾（随）青铜文化中之束腰平底鼎，却吸收了江汉地区土著文化中盆形陶鼎的特色。但是，到了春秋中晚之际，楚在青铜礼器上，特别是作为楚之列鼎所用升鼎的器形，由于融合有曾（随）青铜文化的因素，仍承袭这一地域土著文化中最为流行的盆形鼎器形作风，明显反映出江汉土著文化对楚文化的影响。

　　作为楚文化中所特有的青铜小口鼎，同样是土著文化的延续。在先楚时期的鄂西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出土的陶鼎中，可以见到直领小口罐形高足小口鼎，已具有E型小口鼎的雏形。此类直领小口罐形陶鼎可追溯到钟祥六合遗址的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22］。这些器物形态的演变发展渊源关系，也说明了楚文化在江汉地区的产生与土著文化的渊源关系。

　　三长颈壶

　　楚文化中较引人注目的楚器除楚式鬲和楚式鼎外，其次就是长颈壶了。长颈壶亦为楚文化中所特有，为楚之生活用器。在楚郢都附近江陵一带楚墓的实用器组合中，多有此类器。它是东周时期楚文化中最具特征的楚器之一，为同期其他列国文化所不见。

　　长颈壶在楚墓中出现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绝迹。此类器以长颈为其主要特征，基本形态可分为A、B两型，A型又可分为体型较小的小长颈壶和体型较大的大长颈壶两式。

　　A型弦纹长颈壶。喇叭形口，长颈，圆弧腹，凹圜底。一般无绳纹，仅在颈腹部饰数周凹弦纹。有弧腹体较小的小长颈壶和鼓腹体较大的大长颈壶两式。它最早于当阳赵家湖李M3、江陵雨台山M496等春秋晚期墓中出现。大、小弦纹长颈壶并行共存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它们的主要演变过程是，最大腹径位置由腹中部逐渐下移。

　　B型绳纹长颈壶。体形较大，喇叭形口出平沿，长颈壁内弧，鼓腹，平底内凹。颈部饰弦纹，腹上部饰间断绳纹，下腹满饰交错绳纹。其演变过程是，长颈壁内弧渐成束颈形，腹最大径由中部渐移至上部，由圜底微凹到平底内凹，凹面加深近球面形，绳纹间断增多。

　　长颈壶于江汉平原西南部江陵一带的楚墓中出土最多，是江陵楚墓的一大特点。鄂西地区的当阳楚墓中，也有长颈壶出土，但不及江陵楚墓中流行。长沙楚墓中长颈壶类“楚器”出土甚少。中原地区的东周墓中，未见有此形器。与长颈壶伴出的主要陶生活用器有鬲、盂、豆、罐等。在某些出青铜礼器的楚贵族墓中，也间有长颈壶伴出。此类在楚文化中颇具楚风的长颈壶，究其发展亦可谓源远流长。

　　江汉地区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大溪文化陶生活用器中，即有细颈壶等长颈壶类盛用器，随后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壶类器出现较多，亦为长颈型。武昌放鹰台遗址的屈家岭早期文化遗存［23］中，有长颈平底壶、长颈矮圈足壶、长颈小三足壶等多式壶类器。至于长颈扁弧腹高圈足“壶形器”，则是屈家岭文化中富有特征的代表器。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楚地范围内，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及同期文化遗存中，壶类器的使用更为流行。江汉地区的天门石家河诸多遗址和钟祥六合、圻春易家山［24］、当阳季家湖杨家山子［25］、通城尧家林［26］等石家河文化遗存中，都有长颈陶壶类器出土。松滋桂花树上层［27］、天门谭家岭上层和邓家湾上层［28］、随州市西花园上层［29］、湖南湘乡岱子坪［30］等遗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此类壶，喇叭形侈口，长颈壁内凹，上腹鼓弧下腹斜弧收成平底，已具楚文化中长颈壶的形态。虽然江汉地区目前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不多，西周至两周之际的长颈壶还存在缺环，我们从长颈壶的器形特征，仍可看到土著文化的因子。

　　通过上述典型楚器对楚文化及土著文化关系的探索表明，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与其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的。

　　江汉地区先楚以前，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家河文化，是以陶鼎为主要炊器的原始文化，它基本上遍布江汉地区。商代以后，这支鼎文化逐渐被鬲文化所代替。此时仅在鄂西的西陵峡区，存在一支以釜罐为主要炊具的釜罐文化［31］。在鄂西东缘的沙市周梁玉桥、官堤［32］和江陵梅槐桥［33］等商代遗址，保留有一支以鼎为主要炊器的土著文化。西周中晚期以后，以上土著文化亦渐为鬲文化所取代。追溯鬲文化的发生，源头本在中原地区，而江汉地区考古文化的这一变化，无疑是鬲文化来到江汉地区后，对当地传统文化冲击的反映。苏秉琦先生在考察江汉地区先楚之际考古学文化这一变化的历史背景时认为：“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经历过夏商周三代的所谓‘汤武革命’，社会的与文化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明显变化。这对江汉地区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例如黄陂盘龙城遗址的文化面貌很像郑州二里冈遗址，汉阳、圻春、武昌（放鹰台上层）等地的西周遗物同中原相应时期遗址的文化面貌也很接近。从表面现象看来，似乎中原曾经历过夏商周改朝换代，江汉地区也经历过夏商楚三代。但认真分析，江汉地区依旧是楚文化的范围。商周文化仅仅是对它有一定的影响而已。不过，‘汤武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原地区，在江汉一带也发生了相应的社会、文化面貌上的变革。”［34］这一确切的论述，指出了江汉地区三代时期的这一社会、文化面貌骤变现象的实质。

　　考察具有地层关系的商周时期鬲类炊器和具有明确时代特征、出自商周时期古墓的陶鬲，分析其器形发展演变的特点，可以看到鬲文化传入江汉地区后的情形及其发展历程。

　　鬲文化于夏商之交传播到长江中游的汉水流域后，首先在鄂东北一片得到了发展，江汉地区此时的鬲文化，情形比较复杂。按鬲的形态分析，这里既有直接由商文化输入的殷式分裆鬲和周文化传来的瘪裆鬲等中原地区的鬲文化，同时又有江汉地区由鬲文化南下影响，发生的小口罐形矮圜裆鬲和敞口罐（斝）形高平裆鬲等以红陶为主、富有地方特色的土著鬲文化，二者共存并行发展。后者显然是中原鬲的袋足与江汉地区鼎的罐身融为一体的形态表现。商周以降，江汉地区传统的陶器文化在中原同期文化传播的冲击和影响下，逐渐更新为鬲文化，其文化性质亦随之而起了变化。东周之时，在江汉地区土著文化中孕育而生的小口、大口联裆鬲，最终发展成为一类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楚器（图1）。

　　在楚文化的孕育时期，楚人虽被华夏看作蛮夷，又被蛮夷视为华夏，长期以来处在非夏非夷和亦夏亦夷的特殊地位。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君熊渠、熊通均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欲“请王室尊吾号”。东周之初，楚人乘周室衰微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在文化上则融华夏、蛮夷文化于一体，形成了含有华夏文化基因，而在蛮夷之地土著文化母体中孕育的楚文化。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以独异的特色脱颖而出，呈现出自己的风姿。此时“楚地千里”，已成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35］的赫赫大国。这时的楚文化，在夷夏文化的相互交融中，不仅陶器文化早已挣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而且青铜文化也冲出了中原青铜文化的拘束，楚文化终于由形成到成熟进入了繁荣璀璨的阶段。

　　楚文化形成发展的历程说明，楚文化的来源并非是一元的，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在吸取华夏先进文化营养的同时，以纳细川于巨流的恢宏气概，融合汇聚了江汉流域的许多部族和南方诸多民族纷繁多歧的文化而融合成楚文化，最终，鬲、鼎文化也成为长江流域一个独具风格的地方类型。

　　图1 主要楚器发展序列图

　　注释

　　［1］湖北省博物馆江陵纪南城工作站：《江陵县纪南城摩天岭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2］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

　　［3］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4］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文物》1957年第9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信阳长台关第2号楚墓的发掘》，《考古》1958年第11期。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7］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吕王城重点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8］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磨盘山西周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9］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红安金盆遗址的探掘》，《考古》1960年第4期。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11］湖北沙市市博物馆内部资料。

　　［12］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68～8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3］王劲：《楚文化渊源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

　　［1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162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16］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17］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18］河南省博物馆、淅川县文管会、南阳地区文管会：《河南淅川县下寺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19］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20］高至喜、熊传新：《楚人在湖南的活动遗迹概述—兼论有关楚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80年第10期。

　　［21］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

　　［22］荆州地区博物馆等：《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24］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圻春易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5期。

　　［25］杨权喜：《当阳季家湖考古试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26］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咸宁地区博物馆、通城县文化馆：《湖北通城尧家林遗址的试掘》，《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27］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28］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内部资料。

　　［29］湖北随州市博物馆内部资料。

　　［30］湖南省博物馆：《湘乡岱子坪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4年。

　　［31］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2］湖北省博物馆：《沙市官堤商代遗址发现简报》，《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33］陈耀钧：《荆州地区楚文化调查与探索》，《楚文化研究论文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34］苏秉琦：《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35］《左传·襄公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