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文化与荆楚文明

“纪念屈家岭文化发现6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4年12月13～14日，屈家岭

　　一、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屈家岭文化

　　1.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最先发现于京山屈家岭村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得名［1］。它是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考古发现的屈家岭文化，是原始社会的屈家岭文化氏族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即屈家岭文化氏族创造的生活用器与生产工具和房屋、窖穴等建筑遗迹。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在汉水中下游的江汉平原，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产区，极适宜于人类生息。考古调查发现，江汉平原的古文化遗址分布稠密，而以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址最多，其中多有屈家岭文化遗存。这里是屈家岭文化发生、发展的区域，屈家岭文化早、中、晚期的发展序列比较清楚。

　　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定居，石器已全是磨制的磨光石器。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出土的生产工具中，有较多的石斧、石锛（其中不乏大型石斧和石锛）和许多有穿孔的石铲和石镰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还出土有较多的石箭镞，说明屈家岭文化氏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活动为经济来源的原始氏族。屈家岭遗址晚期文化遗存中有大陶釜、陶甑等炊器和大口深腹陶缸、小口高领深腹陶瓮等盛储器，以及其晚期文化遗存的房屋建筑上遗存的500多平方米的红烧土中，羼有密结成层的大量稻谷壳，由此获知其水稻种植的农作物收入是十分可观的，经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丁颖鉴定，屈家岭文化先民种植的水稻品种是原始稻谷中的粳稻［2］。遗址里出土的不少已经腐朽的兽骨与陶塑小动物中的陶兽和大量的石箭镞说明，狩猎是其辅助性生产活动。出土的腐朽兽骨中可辨认出的有猪、狗的骨骼，遗址里也曾出土一具完整的狗骨架，还有出土的红陶小动物陶羊、陶鸡，表明屈家岭文化氏族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已发展起了家畜饲养业。屈家岭文化先民，在其生活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并未满足于殷实的物质生活，而是用智慧创作出多彩的艺术，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

　　繁荣的屈家岭文化，在其发展期间不断向江汉平原周边地区扩展，屈家岭文化沿着汉水上游，发展扩张至鄂北的均县（此县位于水库中心被淹没后迁丹江口市）、郧县等地区，其影响所及到达了河南境内汉水支流的丹江、淅川和唐河流域。向鄂南发展已达湘北澧水流域一带。向东发展到达了鄂东平原。向西已至鄂西的荆门、当阳、枝江地带。在上述广大范围内，都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遗存或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几乎遍布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在汉水中上游的鄂北郧县、均县等地区，叠压在屈家岭文化层之下的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或是受仰韶文化影响的均县朱家台类型的地域文化遗存。在江汉平原叠压在屈家岭文化层下面的是京山油子岭类型的文化遗存。在鄂西地区屈家岭文化的晚期遗存或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之下，叠压有枝江关庙山类型的大溪文化。

　　屈家岭文化是一支地域特色较强的考古学文化。下面我们拟从分析屈家岭文化陶生活用器的独特文化特色入手，以探求其在历史长河的流向中与荆楚文明的发展关系。

　　屈家岭文化陶器的陶质特点是，早期以泥质黑陶数量居多，泥质灰陶次之（泥质灰陶均为浅灰色），泥质红陶与橙黄陶很少，夹砂陶极为少见。到了中期泥质灰陶逐渐替代了黑陶，泥质红陶与橙黄陶较前稍有增多，并有少量夹砂陶器。屈家岭文化晚期，仍以泥质灰陶为主，而泥质与夹砂的红陶较前增多，并出现了砖红色的粗砂陶器。屈家岭文化陶器陶系发展演变序列的特色，迥异于周边地区同期原始文化的陶系。

　　屈家岭文化的陶生活用器，炊器与饮食器有双腹鼎、大口尖圜底釜、深腹圈足甑、平底或凹圜底罐、双腹碗、双腹豆、蛋壳彩陶小杯、蛋壳彩陶小碗、喇叭形小杯、小三足碟、盘、钵、彩陶长颈扁弧腹高圈足壶形器、小口扁弧腹高圈足盂形器。盛储器有小口高领深腹瓮、大口深腹缸及盆，还有研磨器等加工工具和附件器座、器盖等。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特点是，比较注重器形的对称美，如其中的喇叭形小杯、壶形器、盂形器等的器形。有的器物已规范化，如敞口中部折弧成双腹的双腹鼎、双腹碗、双腹豆等。圈足器和凹圜底器居多，是屈家岭文化的特点之一。屈家岭文化早期，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以球腹形带盖或无盖的细泥黑陶小鼎数量为多，中期大口斜弧腹尖圜底厚胎大陶釜和敞口釜形扁锥足鼎，晚期呈盆形圜底的宽扁瓦状高足鼎，均不见于同期其他的原始文化。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素面与器表磨光者较多，其陶器的装饰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陶器上刻划的纹饰有弦纹、划纹、凸菱形纹、附加堆纹和镂刻的圆形、三角形镂孔等装饰。比较突出的是屈家岭文化不同于其他同期文化的彩陶，其彩陶器皿陶胎的陶泥都曾经过精心的淘洗，因此在烧成之后胎质细腻且有光泽。如喇叭形小平底蛋壳彩陶杯和敞口弧腹矮圈足蛋壳彩陶碗等饮食器皿，制作精致，小巧秀丽，其制作和烧造技术水平之高，让今人为之惊叹。

　　屈家岭文化的饰彩艺术运用范围广泛，不仅在生活用器中有彩陶杯、彩陶碗、彩陶壶形器、彩陶器盖等，生产工具中还有彩陶纺轮，甚至在陶环和陶球上也有彩绘。在器物的彩绘上比较注重色调谐调，为了突出彩色图案的艺术效果，多根据陶器不同的器表色调，绘以颜色谐调的图案，尤其是在早期薄胎的黑陶器表面，绘以朱红色彩纹图案，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我国工艺美术史上当是最早的尝试。屈家岭文化中期和晚期，胎壁薄似蛋壳的蛋壳彩陶碗和蛋壳彩陶杯，是在披有橙黄色或淡黄色或灰黄色光泽陶衣的器表，绘以红褐色和黑色彩纹图案，特别是在器表光泽的淡黄色陶纺轮上，以红褐色绘出的多种彩纹图案赏心悦目。也有的陶杯仅在器表饰以红色或红褐色陶衣。常见的彩绘色调有橙黄、橙红、红褐、褐色和黑色等，常见的彩绘图案花纹，有卵点纹、方框加卵点纹、涡纹、涡旋纹、树叶形纹、菱形格子式网纹、条纹和方格纹等多种。彩陶纺轮上的彩绘图案，多采用四分之一对称式，或三分之一平分式，或同心圆辐射式和涡旋形等图案纹饰，个别彩陶纺轮上的彩纹颇似象形文字。屈家岭文化彩陶器皿和彩陶纺轮等的彩纹图案，在原始文化中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彩绘艺术特色。

　　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与彩陶纺轮和陶塑红陶小动物，为全国原始文化中所仅有，罕见于其他原始文化。屈家岭文化中的陶鸡、陶羊、陶兽等红陶小动物陶塑造型工艺品，是源于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丰富多彩的彩绘艺术和陶塑工艺，反映了屈家岭文化先民们的丰富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它在与南北原始文化交融中，创造了自身独特的物质文化和艺术风格。

　　2.屈家岭文化孕育发展的石家河文化

　　屈家岭文化晚期，在与沿着汉水南下的中原龙山文化交融促进下，孕育了一支具有龙山文化面貌，又含有浓厚的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这类文化的陶质特点是，以泥质灰陶与夹砂灰陶最多，泥质黑陶很少，而泥质橙红、橙黄陶和夹砂橙红、橙黄陶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增多的基础上，又逐渐有所增加，表现出江汉地区这类原始文化陶系的发展，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中的龙山文化陶系截然不同的特点。在纹饰装饰上，这类遗存多拍印有篮纹、方格纹和绳纹，早期以斜向与竖向篮纹为主，中晚期方格纹与绳纹逐渐增多，晚期饰有横篮纹与弦纹、划纹、附加堆纹、锥刺纹和镂孔等多种纹饰。特别是在其早期，屈家岭文化的彩绘艺术仍在沿用并略有发展。如彩绘的用色在承袭屈家岭文化的橙黄、橙红、红褐、褐色和黑色的基础上，新出现了紫色和紫红色。彩绘图案纹饰有卵点、平行条纹、菱形格子、旋曲的尖条纹和弧纹等多种。饰彩的器物除陶杯和陶纺轮外，在陶罐和陶鬶上也绘彩。其中，还较多沿用具有屈家岭文化器形的器物，如早期仍有源自母体屈家岭文化的盆形圜底宽扁瓦状高足鼎、高圈足杯、喇叭形小杯和极少的蛋壳陶等器物，只是器形稍有变化。屈家岭文化的双腹鼎、双腹豆、双腹碗在此期文化遗存中，双腹间的折弧已下移至接近消失。此时期陶器器形的特点是，屈家岭文化中习见的圈足器，虽然有所减少但仍占有一定的比例，如高圈足杯、圈足盂形器、各式圈足碗和圈足盘等，此期均在沿用只是器形稍有变化。三足器中的陶鼎，器形上承袭屈家岭文化的罐形鼎、釜形鼎、盆形扁平高足鼎，在发展中鼎身和足部有些变化，数量较前显著增多。高领折沿凹圜底陶罐、高领深腹陶瓮、陶盆等，多演变为圜平底。晚期，折沿罐最大腹径移至下部，出现釜形小圜底甑。屈家岭文化中少见的器座在此期数量大增，并出现了陶鬶和陶盉，汉水上游这类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的少数遗址中也见有斝。可以看出，由屈家岭文化直接发展来的这支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存，仍然有着屈家岭文化陶器的特质，在其早期陶器群中保留的屈家岭文化器形尤多。

　　这类承袭屈家岭文化进入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存，彩陶纺轮的彩纹图案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多，但个别器形变小。陶塑工艺品的红陶小动物，数量大大增加，形象逼真的小陶鸟，似凤鸟的陶长尾鸟，呈坐状、卧状、狂吠状和用嘴啃骨状等多种动态的陶狗、陶猪、陶鸡、陶羊、陶猴、陶龟、陶鱼等泥质红陶小动物，种类繁多。在天门石家河邓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3］，由屈家岭文化延续发展的龙山时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上万件橙红、橙黄色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水生动物（种类俱全）的陶塑品，这些是原始先民兴旺的家庭饲养业和狩猎生活的再现。屈家岭文化孕育而来的这类龙山时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红陶小动物，在史前同期的原始文化中，堪称一绝。

　　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孕育发展的这支具有中原龙山文化面貌，又有别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而仍有着本地域原始文化特色的龙山时代文化遗存，有人将其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具有龙山时代文化面貌的这类文化遗存的遗址，在鄂北有郧县青龙泉、大寺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4］，鄂西北有房县七里河［5］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在鄂西有松滋桂花树［6］、当阳季家湖［7］和枝江关庙山［8］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鄂东南有通城尧家林［9］、圻春易家山［10］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江汉平原上有天门石家河邓家湾、肖家屋脊［11］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发展演进至龙山时代的这类文化遗存，在江汉地区的分布有一定范围，已符合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因其最先发现于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故而被命名为“石家河文化”。

　　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和其孕育发展的石家河文化丰富多彩的彩绘、陶塑艺术，在同期的诸考古学文化中独树一帜。由屈家岭文化发展进入龙山时代的石家河文化，在时代的演进中，仍然延续传承了屈家岭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艺术特色。

　　二、屈家岭文化演进的先楚文化

　　1.先楚文化中的土著文化

　　夏、商时期是荆楚之地的先楚文化时期，此时正值汉水中下游江汉平原由屈家岭文化孕育发展而来的石家河文化，在江汉地区繁荣发展之际。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之后的煤山文化［12］，随着夏朝政治势力的南下，沿着汉水迅速地向南扩进，以取代江汉地区原始文化之势融会了正在发展的石家河文化，促使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进入了夏代。但从江汉地区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中，石家河文化已被取代的煤山类型文化的三房湾、贯平堰［13］等遗址的煤山类型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出，江汉地区演进至夏代的原始文化，并未被煤山文化全部吞没，在以粗圈足盘、浅盘细高圈足豆、矮直领鼓腹小平底罐等煤山文化特色的陶器群占主导的文化内涵里，仍顽强地保留有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陶器中的罐形扁锥高足鼎、盆形宽扁高足鼎、喇叭口小平底杯、长颈扁弧腹高圈足壶形器、盆形或碗形豆等本土原始文化的陶器，仍然在延续传承土著原始文化中陶器的传统器形。

　　殷商时期荆楚之地已是商朝的南土。《诗经·商颂》描述商王武丁事迹的《殷武》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表明，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一样，已朝贡商王朝，属于商朝南土的一部分。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获知，长江中游的鄂、湘、赣三省均属商王朝南方的政治控制范围，如长江北岸的湖北鄂东北一带，考古发现商代文化遗址32处。

　　长江北岸武汉北郊的盘龙城商代遗址，考古发现一座商代前期的殷商贵族宫城城址和多处贵族墓地［14］，墓内出土的青铜礼器，与商文化的青铜器毫无区别。宫城内遗存有建筑在高土台上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是中原标准的殷商建筑格局，台基上铺筑的红烧土台面，其红烧土建筑材料，却是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房屋用材的首创。

　　江汉地区承袭屈家岭文化发展下来的土著文化，是一支以鼎文化为传统的原始文化，即其使用的陶生活用器中的炊器以鼎为主。进入殷商时期，传统的鼎文化经与北来的殷商鬲文化交融，自此，鬲文化取代了江汉地区传统的鼎文化。但江汉地区顽强的土著鼎文化，并未消失，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陶生活用器里，沿袭屈家岭文化传承下来的土著文化特色仍然明显。如陶系以红陶的数量最多，其中夹砂红陶即橙黄、橙红陶所占比例最大，泥质和夹砂的浅灰陶次之，泥质和夹砂黑陶很少，显然有别于以深灰色陶为主的中原地区的商文化陶系，仍是延续屈家岭文化陶系基础发展下来的本土原始文化陶系特色。

　　2.先楚文化中的新文化因素？

　　商文化的输入，加速了楚地殷商时期先楚文化的发展。此时期，陶生活用器中增添了鬲、簋等的新文化内涵，如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商代遗址上和墓葬里的文化遗存，已不是江汉地区传统的鼎文化，而是以鬲为主的鬲文化了。但同时也出现了器形有别于商式分裆袋足鬲，又与商式分裆袋足鬲共存的本土特色的平裆鬲或圆裆鬲。这类陶鬲，是南下的商式袋足鬲被本土屈家岭文化的鼎融合后器内微显袋足窝，外形近似鼎的陶鬲。

　　江汉地区殷商时期的陶器炊器有鬲、甗和少量的鼎。饮食器有爵、斝、盉、圈足杯、圈足碗、圈足盘、圈足壶、豆、簋。盛储器有高领瓮、盆、大口尊、罐和缸等。陶器的器形仍然承袭着屈家岭文化圈足器所占比例较大的特点，甚至在其大口尊底部也安有圈足，其中的圈足杯、圈足碗、圈足壶等显然是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的传统器形。高领弧肩或折肩鼓腹圜平底罐，应是石家河文化中同一形制的凹圜底罐发展而来，特别是出土的陶鬲，既有中原商文化南下输入的商文化特点的大口翻沿方唇分裆袋足鬲，同时，也出现了与屈家岭文化延续发展的土著文化中的鼎融会的，具有本地域特色的卷沿仅微显袋足窝的平裆或圆裆高锥足陶鬲。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看了盘龙城商代遗址上出土的平裆鬲后认为，这类鬲应名为“楚式鬲”，它的器形不同于分裆袋足的“殷式鬲”，也不同于瘪裆袋足的“周式鬲”，从外形看亦可称为“鼎式鬲”。苏先生在观察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陶生活用器时，明确提出盘龙城的陶器属先楚文化［15］。盘龙城陶器器表的纹饰装饰虽以绳纹为主，但仍然承袭了屈家岭文化延续的土著文化习用的弦纹、划纹、附加堆纹和方格纹等纹饰，方格纹则多饰于夹砂大陶缸上。盘龙城殷商时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传递的信息是，承袭江汉地区鼎文化传统特质的土著原始文化，进入了商代，在与商文化交融后，传统的鼎文化已被中原南下的鬲文化所取代。

　　三、屈家岭文化与早期楚文化

　　武丁灭商后，国力逐渐强盛。西周初期大封诸侯之际，楚之熊绎被封以子男之田于荆蛮。《左传·昭公九年》有“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的记载，说明楚已是当年的受封国之一，此时的荆楚已是周王朝封在南国的一个诸侯国。

　　在西周王朝与各诸侯国频繁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促进下，荆楚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此时，江汉地区传承原始文化屈家岭文化延续发展的先楚文化，在南北文化的交汇中也有了新的发展，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已渐繁荣，在诸侯国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

　　湖北境内，迄今已发现24处有西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其中分布在汉水流域及其支流的涢水、环水与滠水沿岸的有15处，经过试掘和小型发掘的遗址有圻春毛家咀［16］、红安金盆［17］、武昌放鹰台［18］、汉阳纱帽山［19］、汉川乌龟山［20］、安陆晒书台［21］、江陵张家山［22］等7处。从调查发掘的考古资料看，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礼器与中原西周文化的共性要多一些，但在器形上仍保留有本地域的某些特点，尤以文化遗物中的陶器表现出的，由屈家岭原始文化延续发展的先楚文化传统特质比较明显。迥异于中原西周文化陶器特点的是，周文化陶器从早期至晚期均以灰陶为主，西周早期，仅有部分磨光细泥红陶和黑陶，晚期粗红陶减少。此时期江汉地区的陶器，泥质粗红陶仅次于泥质粗灰陶，到了晚期泥质红陶与夹砂红陶数量增多，夹砂灰陶与泥质灰陶次之，黑陶较少。陶器器表的纹饰虽以绳纹为主，但其中仍有较少的屈家岭文化等土著文化特色的方格纹和少许弦纹、划纹、刻划纹、附加堆纹等。

　　此时期的陶器炊器以鬲、甗最多，还有鼎和罐。饮食器有豆、碗、钵、簋、爵、尊、杯。盛储器有小口高领瓮、折沿小罐等。江汉地区西周时期陶器的演变表现在器形上，圈足器较前逐渐减少，仅见于簋、尊、豆和杯上，圜底器仅用于罐和盘。其中有部分陶器，仍全然保留着屈家岭文化延续至先楚文化发展下来的器形特点，如盆形高足鼎、菌状握手有榫口器盖、粗喇叭形圈足豆、高领折肩罐、大口或小口平裆高尖锥足鬲等。

　　江汉平原江陵张家山遗址上叠压的早晚文化遗存，下层是史前屈家岭文化孕育发展的石家河文化，其上的中层是殷商时期的先楚文化，上层是西周时期的楚早期文化遗存，文化层的上下叠压层位，阐明了早期楚文化承袭本土原始文化的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关系。

　　让人关注的是，湖北境内西周时期的毛家咀遗址［23］里，还出土了假圈足木瓢和圈足漆木杯等漆木器，漆木胎杯的器表髹有黑、褐色的地漆，以红色绘出回纹和涡纹等红彩，色彩鲜艳，已是一件富有浓厚楚文化艺术特色的工艺品。显然其所用的黑、褐、红三种彩色，均是屈家岭文化习用的彩绘用色，所绘的回纹和涡纹彩饰，也似为屈家岭文化陶质器皿上的方框加卵点和旋涡纹彩绘图案演变和发展来的。楚文化早期的彩绘漆木工艺，传承了屈家岭文化源远流长的艺术风格，让它在创新发展中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四、屈家岭文化乃繁荣的楚文化之源

　　春秋战国时期，以江汉地区为统治中心的楚国，在不断兼并南方各诸侯国中，国力逐渐强大，春秋时期成为五霸之一。战国时，楚国是七雄中政治上强盛、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此时的楚国，随着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家呈现出一派物质文化丰实、精神文化繁荣的景象，是楚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楚文化在与各不同文化的交汇中，其青铜器、陶器和漆木器，始终保持着独自特有的风格。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屈家岭文化的长颈扁弧腹高圈足壶形器发展演变而形成的陶长颈壶；由屈家岭文化延续发展的高足鼎融合后的大口或小口平裆楚式鬲（鼎式鬲）等。青铜器中具有楚文化风格的有，江陵望山等楚墓［24］和淅川下寺楚墓［25］中由屈家岭文化的盆形束腰高足双腹鼎发展演变的青铜盆形束腰高足鼎—升鼎，与屈家岭文化同类器延续发展的瘦高蹄足类铜鼎。青铜楚器上铸造的各种动物形象以及有些青铜器盖上的各种动物图案，是为延续屈家岭文化及其后续土著文化热爱以动物作为艺术题材的传统。彩绘漆木器是楚文化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未见于同期其他诸侯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器。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绘凤鸟虎座鼓及以动物群相互咬斗组合而成的彩绘漆木小座屏等，均可称为漆木器中的杰作。木雕的彩绘漆木动物小座屏中栩栩如生的小鸟、长尾鸟、鱼、龟、蛙、蛇等小动物，显然是在屈家岭文化创始的陶塑小动物基础上的延续发展。彩绘漆木器和彩绘石磬上的褐、红、黑、黄、粉、蓝等彩饰用色，仍是屈家岭文化彩绘基本色调上的发展。彩绘图案中的菱形格子纹和三分式旋涡纹，当是直接源自屈家岭文化彩陶器皿和彩陶纺轮的彩纹图案。

　　楚文化中的彩绘漆木雕动物群小座屏、凤鸟虎座鼓等浮雕与透雕相结合的动物雕塑工艺品，是传承屈家岭文化陶塑动物造型艺术的结晶。

　　屈家岭文化的彩绘艺术和造型艺术，既是楚文化中漆木器灿烂多彩的源头，也是楚文化彩绘和造型艺术高度发展的基础。

　　传说时代的江汉地区，在夏代以前曾是苗、蛮族的活动区域。《史记正义》云：“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徐旭生先生根据《战国策》载吴起所说“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的记载考证，“这一集团的地域似乎以湖北、湖南、江西等地为中心，迤北到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26］。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区，与传说时代“三苗之居”的地理位置正相吻合。故学术界的史学专家和考古学专家多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三苗中的一支所创造。屈家岭文化氏族应是三苗。

　　活动在荆山一带的诸部族中的“荆楚”族，在兼并南方的各诸侯国过程中逐渐强大，在承袭楚地由屈家岭文化延续发展的土著原始文化的同时，吸收融会各族的优质文化不断发展，创造了楚族独特灿烂的楚文化。东周时期，其物质文化创新发展达到了更高水平，它继承屈家岭文化的双腹陶鼎器形，铸造出的青铜“升鼎”，是楚文化青铜礼器中楚器风格之代表。楚文化中承袭屈家岭文化的彩绘艺术发展的精美绚丽的彩绘漆木器，增添了彩绘的用色和图案，取材新颖、彩色斑斓。由屈家岭文化陶塑长尾鸟发展创作的木雕凤鸟虎座鼓，彩色鲜艳夺目，凤鸟形象优美。运用浮雕与透雕技术相结合雕刻的木雕动物群小座屏，是屈家岭文化原始陶塑动物造型艺术高度发展的结晶，是木雕动物造型艺术品中的杰作，是东周时期诸侯国文化中一枝独秀的奇葩。

　　纵观荆楚文明中繁荣灿烂的物质文化，即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其艺术特色与荆蛮之地原始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屈家岭文化一脉相承，表明屈家岭文化即楚文化发展的基础，是荆楚文明高度发展之源。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

　　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

　　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文物出版社，2008年。

　　［6］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7］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当阳季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

　　版社，1987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

　　报》，《考古》1981年第4期。

　　［9］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内部资料。

　　［10］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圻春易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5期。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

　　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

　　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

　　4期。

　　［13］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

　　1956年第3期；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1年；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

　　1976年第1期。

　　［15］苏秉琦：《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17］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红安金盆遗址的探掘》，《考古》1960年第4期。

　　［1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鹰台》，文物出版社，2003年。

　　［19］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20］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21］余从新：《安陆县晒书台商周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22］陈贤一：《江陵张家山遗址试掘与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2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24］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25］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河南省博物馆、淅川县文管会、南阳地区文管会：《河南淅川县下寺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2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