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劲生平简述

　　王劲（1926～2020年），女，湖北省武汉市人（祖籍湖北省黄陂县），中共党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中国矿冶考古第一人，湖北考古事业奠基人之一，湖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开拓者之一，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人之一，为湖北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1949年7月王劲于湖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毕业，随即由湖北省教育局集体报名至湖北革命大学学习，之后分配到湖北省文联工作。1951～1954年6月先后在《湖北文艺》编辑部工作，筹建长阳县文化馆并任副馆长，任湖北省文化局人事科政治理论学习专职干部。

　　1954年7～11月，王劲被选送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从此走上文物考古之路（图1）。1957～1958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进修一年。1960年4～8月继续到中央文化部文化学院“文博研究班”进修文物、考古学理论。

　　1954年11月～1956年，王劲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调查组组长。1957～1959年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处考古发掘组组长。1960～1966年任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副队长。1967～1980年，先后任湖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副队长、考古部主任。1980～1985年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前期兼任考古部主任）。1985年退居二线，任湖北省博物馆顾问。

　　1983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王劲“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王劲“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中共湖北省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湖北省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90年王劲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离休返聘，整理手头早期考古发掘资料。她首先启动了早期石家河发掘资料的再整理工作，1994、1996年《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天门市石家河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等发掘报告正式刊出。1996年她开始主编或参加撰写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武昌放鹰台新石器遗址、房县七里河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1999～2008年相关考古报告相继出版。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停滞十年的湖北考古人才紧缺，王劲代表湖北省博物馆开展了与武汉大学联合创办考古专业的工作，并任客座教授，担任新石器时代考古和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随后，全国学术社团工作也蓬勃开展起来，王劲亦参加和主持了一些学术社团的工作。

　　1979～1981年，王劲主持筹建湖北省考古学会，并以湖北省考古学会名义，主持创办了湖北省考古学会旗下的内部学术刊物《江汉考古》，出版两期以后转为正式发行季刊。

　　1979～1996年，王劲连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至三届理事会理事。历任湖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一、二届副理事长及第三届理事会顾问，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名誉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其间受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委托，主持编辑出版了《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大兴水利和基本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从配合湖北省各类大中型建设工程开始，王劲和同事们一道做了大量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见证了江汉地区考古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其中一些她参加和主持的考古发掘等工作，对江汉地区考古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1年湖北六项考古发现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的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黄陂盘龙城、大冶铜绿山遗址四项，都是王劲早年主力参加或主持的考古发掘。外加她主持发掘的武昌放鹰台、房县七里河遗址及江陵马山一号墓，她与张云鹏共同主持的江陵张家山墓地，20世纪50年代她参加发掘的黄冈螺蛳山遗址，60年代她主持过发掘的江陵纪南城和郢城遗址、鄂州六朝墓群等10余项，2022年入选“湖北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1954年，王劲带队在石龙过江水库跨京山、天门、钟祥三地的石龙干渠工程线上进行考古调查，“开始了江汉地区的首次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1］。在京山、天门一线发现屈家岭、毛家岭、司马河及天门石家河等古文化遗址100余处。其间，王劲、程欣人首次发现了不同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蛋壳彩陶，他们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遂逐级上报到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京山屈家岭遗址由此被发现。正是接下来在屈家岭遗址布下的第一个考古探方，揭开了湖北考古事业的序幕。

　　1955～1957年，王劲主力参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屈家岭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图2），主力参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石家河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及第三次发掘。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王劲担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湖北分队队长，带领30余人的队伍，前后两次配合丹江水利工程，组织完成库区文物普查、搬迁（净乐宫等）和发掘工作（图3、4），前后两次主持三峡大坝一期工程范围内宜昌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并主持二期工程淹没区古文化遗址复查和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她还配合中型水利工程，主持了英山白莲河、红安新寨水库库区的考古调查工作。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两个时间段内，主持了鄂城多处基建工地的考古调查和大量六朝墓的发掘工作（图5）。1981～1985年，她促成南京大学考古专业联合湖北省博物馆，整理出版了28年间在鄂城发掘的400余座六朝墓资料（整理出394座），并全程跟踪协调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考古的一批重要资料。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王劲主持发掘了红安金盆西周遗址，江陵太晖观、张家山楚墓及纪南城内、郢城多处古文化遗址，武昌放鹰台新石器遗址等（图6）。70年代她主持文物工作队（后称考古部）的日常工作，除组织和主持文物普查、调查工作外（图7、8、9），还主持发掘了汉川乌龟山西周遗址、襄阳山湾和蔡坡两处东周墓地及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与俞伟超、李伯谦联合主持盘龙城两次大规模发掘）、房县七里河新石器遗址（三次发掘）、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西周至汉代）等的发掘工作，均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发掘成果（图10～13）。当年在没有任何矿冶考古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王劲排除万难，主持了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第一次发掘，开启了中国“矿冶考古”的新领域。铜绿山由此成为中国矿冶考古的诞生地，她也被业界称为中国矿冶考古第一人。1980年6月2日，夏鼐先生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的论文。他称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领域”。

　　20世纪80年代沉寂十年的湖北考古全面复苏，各项考古工作逐渐展开并成规模，作为考古部主任和主管考古部的馆领导及馆顾问，王劲全面主持或深度参与了湖北省博物馆各历史时期考古的协调管理工作（图14～16）。其间她组织恢复了停滞20余年的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发掘等工作，积极协助构建了省、地区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有效的合作关系，1982年领队对石家河谭家岭等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还配合三峡葛洲坝工程带领湖北省考古队，对西陵峡地区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对商周遗址的重点发掘。另外主持了号称“丝绸宝库”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等的发掘（图17），领队进行屈家岭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1985年为配合全省文物普查工作，王劲在孝感地区主持筹办了“全省文物考古培训班”，授课并带田野考古教学。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开展到哪里，王劲和同行们就把考古培训班办到哪里，考古人驻地、田间地头都是他们培养考古新人的课堂。星火燎原，在人才匮乏的湖北考古早期，不间断的短期人才培训工作为湖北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图18～20）。

　　自1954年从考古训练班归来，王劲就一直坚守在考古一线，长年奔波于考古工地，即使是身怀六甲和哺乳期（图21～23）。工作中她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同时也为刚起步的湖北文物考古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和一些重要成果。

　　三

　　王劲毕生致力于湖北考古学术工作，她是创办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倡导者和创办人之一，主持了湖北省考古学会的筹建工作（主持日常工作多年），同时参与了创办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因秘书长的身份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图24）。她主持创办了江汉地区首屈一指的考古学术刊物《江汉考古》，且多年分管《江汉考古》工作。湖北省考古学会每届年会的召开和《江汉考古》的发刊，有力地促进了湖北考古学术研究的复兴、发展和深入。《江汉考古》的创办，更是为及时、全面地报道湖北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提供了便利，对湖北文物考古从业人员学术能力的提升、湖北考古队伍学术水平和湖北考古成果的整体展现，以及与全国乃至海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王劲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人员所剩无几，文物考古工作基本上又回到了重建或恢复基层文博机构、重新培训专业人员阶段。这期间陆续举办了几期全省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短训班，增补基层一般业务人员，各大学考古专业为湖北省也输送了几位考古专业人才，但远不能解决湖北省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需求……经与武汉大学历史系商议，决定由我单位与武汉大学历史系联合创办考古专业……”［2］王劲作为创办初期的筹办者之一，她还承担部分教材的编写和第一届学员的课堂和田野教学任务（图25）。第一届学生毕业，立竿见影地充实了湖北考古工作的专业力量。后来一个时期，省市和基层各地文博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掌门人都是这一届学生。如今武汉大学更是成为中国考古人才成长的摇篮之一。

　　这一时期，无论是各学术平台的建立，还是湖北考古人才培养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都为“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湖北文物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壮大注入了活力。随着人才的补充，湖北各项田野发掘和研究工作也陆续重启，湖北考古恢复了生机。1987年，苏秉琦先生在给王劲的信中说：“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诸遗存中可能同该地区青铜文化连接的主根系之一的天门石家河遗址群的长期开发工作，又已经组织起来。……王劲同志是这个工程的设计、建设者之一；现在还精力充沛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懈地前进，潜力大，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员。”［3］

　　王劲与全国考古界有较广泛的接触，并多有交往密切的老师和同行朋友（图26），考古界学养深厚的苏秉琦、宿白、严文明、俞伟超、李伯谦等诸位先生都与她私交甚好，常有书信往来（图27）［4］，她本人和湖北考古工作也由此得到更多指导和关注。从同行和先生们那里，她获得了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刻、更前沿的专业认知，湖北省考古学会和《江汉考古》的创建均受益于此，她的学生们也因此多有受益［5］。

　　她个人发表有《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屈家岭文化溯源辨》《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对江汉地区商周时期文化的几点认识》《楚文化渊源初探》《湖北古矿冶遗址调查》等文，对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构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确立了江汉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同时对石家河文化及后石家河文化、楚文化的渊源、南方与中原先秦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先秦矿冶技术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她指出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是多源板块结构构成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整个江汉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是有区域共性的，真正楚文化是从西周前期的鄂西地区开始形成的。在黄河流域三代同一时期，以长江中游的原始农业文化为基础而兴起的楚文化，对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进入中国历史的文明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黄河流域的文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江汉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由此取得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楚文化发展渊源即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嗣后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与周围地区各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也曾不断地融合和吸收其他族别的一些文化因素。她首先提出在石家河文化之后出现的是“三房湾文化”，她认为三房湾文化的内涵与石家河文化截然不同，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给后学以启迪［6］。

　　1988年3月15日苏秉琦先生复信王劲：“衷心感谢你的详细分析，独到的见解，给我的启示！我为我们的中年一代朋友已经达到的成熟境界而感到高兴！”4月27日苏先生复信王劲：“我完全同意你对屈家岭文化来龙去脉，以及环绕它四周关系的基本分析，这是几十年湖北考古的重大突破，可喜可贺!”［7］

　　王劲毕其一生投入湖北考古工作，长年工作在艰苦的田野，82岁出版了她最后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91岁还到考古发掘现场参加发掘成果论证会（图28），93岁还有文章在专业书、刊发表。她是湖北考古肇始地“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者，湖北里程碑式的考古发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屈家岭、石家河、盘龙城、纪南城、铜绿山等古文化遗址，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命运多舛的考古人生。

　　释注

　　［1］朱乃诚：《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奠基之作——读〈京山屈家岭〉》，《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2］王劲、王然：《疾风知劲草——王劲先生访谈录》，《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3］刘瑞编：《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第二册，1987年11月26日苏秉琦给王劲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4］《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第二册（刘瑞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收录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给王劲书信6封，王劲给苏秉琦书信3封及明信片1张（尚有一些往来信件遗失未收入）；2001年6月18日王劲之女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拜会宿白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宿先生曾到王劲家中探望老小），他为张云鹏的遭遇鸣不平，表达了对王劲及子女深切的关怀，亲切慈爱之情令人动容；王劲逝世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到各地文博单位“唁电”不完全统计28份。

　　［5］2021年10月26日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第一届学员王红星先生口述：王劲与考古界一些著名学者交往密切，先生们都很喜欢与她交流，王劲工作中的一些决策多有受惠于先生们。当年作为王劲的学生，他们从王劲那里也获得不少考古界很前沿的认知，受益匪浅。

　　［6］方勤：《回忆王劲先生》，《江汉考古》2020年第5期。

　　［7］刘瑞编：《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第二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