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遗址的发现与文化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湖北的文物考古工作是个空白点，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拉开了我省文物考古工作的序幕。屈家岭古文化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江汉地区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古文化遗址，也是考古发掘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还是长江中游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屈家岭文化也是江汉地区和长江中游最早考古发现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最先发现于京山屈家岭村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得名。它是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自1954年发现到现在已是60周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作为一名考古老兵，从1954年在文物考古工作上起步，伴随着屈家岭文化的考古发现，在湖北的文物考古工作中也已走过了60周年。在今天纪念屈家岭文化发现60周年的会议上，不由得感慨万千。

　　1954年冬，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我和已故的程欣人同志配合我省跨钟祥、天门、京山三个县的石龙过江水库水渠工程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古文化遗址100多处，其中大多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京山国营五三农场附近的屈家岭村后已开挖的水渠两侧的断面上，首次发现了不同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厚胎彩陶的薄似蛋壳的蛋壳彩陶等文化遗存。这一重要发现上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后，北京当即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伯洪和张云鹏先生来湖北，在水渠屈家岭段工程线上进行考古调查，确认此地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时，已是年底。翌年（即1955年）春，张云鹏先生带领我省考古工作人员，对暂停施工的屈家岭段干渠工程线路上发现蛋壳彩陶等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处，进行了抢救性的小型发掘。水渠改道将遗址保护下来。

　　1956年夏，张云鹏先生又来湖北，开始以探索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为目的学术课题，对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学术性的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我有幸自始至终参加了前后两次的考古发掘。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历时半年多。

　　考古学文化是研究物质文化的学科。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上揭示的陶器组群，是一支以蛋壳彩陶小碗、蛋壳彩陶小杯、橙红陶喇叭形小杯、彩陶壶形器、盂形器、双腹鼎、双腹碗、双腹豆、大陶锅、彩陶纺轮、陶塑小动物等器物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由于这类文化遗存，在水渠工程线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有发现，分布有一定范围，已符合考古学文化定名的要求，故以其最先发现地的京山屈家岭村定名为“屈家岭文化”（张云鹏在《京山屈家岭》中提出了“屈家岭文化”的命名，这是长江中游地区第一本考古学专著）。

　　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屈家岭文化下层，发现了一支早于屈家岭文化以薄胎黑陶为主，迥异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也称为黑陶文化）中厚胎黑陶的文化遗存（是夹炭陶在烧造技术上不如龙山文化先进）。

　　由于我国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始于黄河流域，上世纪50年代以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重点和许多考古发现都在中原地区，以致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学者们都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自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在黄河流域中心论的学术观点指导下，则认为其他流域的文化，都是由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传播之后发展起来的，均晚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当年，我们也囿于“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认识，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出现了彩陶，应是仰韶文化。出现了黑陶，就应是中原传播来的晚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而彩陶文化遗存也应是早于黑陶文化遗存的。然而，在我省京山屈家岭、毛家岭遗址上，发掘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都是黑陶文化遗存早于彩陶文化遗存，且陶器的陶质和器物组群也不相同。可知，江汉地区的史前文化，不可能是由中原传播来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屈家岭文化和屈家岭下层文化的发现，动摇了“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学术观点，因为此学术论点在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中得不到验证。特别是以后的14C测定年代，屈家岭遗址下层文化的年代，与仰韶文化晚期的年代基本相当，下层文化中出土一片仰韶文化厚胎彩陶盆片，更说明这里的史前文化，不可能是中原史前文化，不可能是中原史前文化的直接传播，应自有源头。

　　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出土的生产工具中，有较多的石斧、石锛（其中不乏大型石斧和石锛）与许多有穿孔的石铲和石镰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还出土有较多的石箭镞，从而得知，屈家岭文化氏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活动为经济来源的原始氏族。屈家岭遗址晚期文化遗存中有大陶锅、陶甑等炊器和大口深腹陶缸、小口高领深腹陶瓮等盛储器，以及其晚期文化遗存的房屋建筑上，遗存的500多平方米的红烧土中，羼有密结成层的大量稻谷壳，可见其种植水稻的农业收入量是十分可观的。经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丁颖鉴定，屈家岭文化先民种植的水稻品种是原始稻谷中的粳稻，这是长江中游第一次发现水稻，也是长江流域发现原始水稻的第一个古文化遗址。

　　遗址里出土的不少已经腐朽的兽骨和陶塑红陶小陶兽，及大量的石箭镞，说明狩猎已是其辅助性的生产活动。出土的腐朽兽骨中可辨认的有猪、狗的骨骼，遗址里也曾出土一具完整的狗骨架，还有出土的陶塑红陶小动物陶羊、陶鸡，表明屈家岭文化氏族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已随之发展了家畜饲养业。

　　以蛋壳彩陶、双腹器等为特色的屈家岭文化，是一支地域特色较强的考古学文化。

　　比较突出的是屈家岭文化的饰彩艺术运用范围广泛，不仅有彩陶杯、彩陶碗、彩陶壶形器、彩陶器盖等生活用器，生产工具中还有彩陶纺轮，甚至在陶环和陶球上也有彩绘。常见的彩绘色调有橙黄、橙红、红褐、褐色和黑色等，常见的彩绘图案花纹有卵点纹、方框加卵点纹、涡纹、涡旋纹、树叶形纹、菱形格子式的网纹、条纹和方格纹等多种。彩陶纺轮上的彩绘图案，多采用四分之一对称式，或三分之一平分式，或同心圆辐射式和涡旋形等，个别彩陶纺轮上的彩纹颇似象形文字。屈家岭文化制作精致、器形秀丽的彩陶器皿和彩陶纺轮等彩纹图案，在原始文化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彩绘艺术特色。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与彩陶纺轮和陶塑红陶小动物，为全国原始文化中所仅有，罕见于其他原始文化。屈家岭文化氏族是一个酷爱艺术，彩绘和造型艺术水平较高的氏族，它在与南北原始文化交融中，创造了自身独特的物质文化和艺术风格。

　　屈家岭文化晚期，在与沿着汉水南下的中原龙山文化交融促进下，孕育了一支具有龙山文化面貌，又含有浓厚的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有着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中的龙山文化陶系截然不同的特点。在其早期，屈家岭文化的彩绘艺术仍在沿用着且稍有发展，在承袭屈家岭文化彩绘用色上，新出现了紫色和紫红色（彩绘图案纹饰有卵点、平行条纹、菱形格子、旋曲的尖条纹和弧纹等多种）。饰彩的器物除陶杯和陶纺轮外，在陶罐和陶鬶上也有绘彩。延续的较多屈家岭文化的器物，双腹鼎、双腹豆、双腹碗的双腹间折弧已下移接近消失，出现了陶鬶和陶盉，汉水上游这类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的少数遗址中也见有斝。可以看出，由屈家岭文化直接发展的这支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存，仍然有着屈家岭文化陶器的特质，在其早期陶器群中保留的屈家岭文化器形尤多。

　　这类承袭着屈家岭文化进入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彩陶纺轮的彩纹图案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多，但个别器形变小。陶塑工艺品的红陶小动物，数量却大大增加，形象逼真的小陶鸟，似凤鸟美姿的陶长尾鸟，塑造出坐状、卧状、狂吠状和用嘴啃肉骨头等多种动态的陶狗、陶猪、陶鸡、陶羊、陶猴、陶龟、陶鱼等泥质红陶小动物种类繁多。在天门石家河邓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里，由屈家岭文化延续发展的龙山时代文化层中，出土了上万件橙红、橙黄色栩栩如生的小型陶塑飞禽走兽、水生动物，制作精巧、多姿多态的众多陶塑造型工艺品，是江汉地区4000多年前的原始先民们，兴旺的家庭饲养业和狩猎生活的再现。红陶小动物，在史前同期的原始文化中，堪称一绝。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原始居民，酷爱艺术的传统在时代的演进中，一直传承着并不断发展。

　　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孕育发展的这支具有中原龙山文化面貌，又有别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却仍有着本地域原始文化特色的龙山时代文化遗存，有人将其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发展演进至具有龙山时代文化面貌的这类文化遗存，在江汉地区的分布有一定范围，已符合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因其最先发现于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故而被命名为“石家河文化”。

　　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它的蛋壳彩陶、彩陶纺轮、陶塑红陶小动物，是我国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绝无仅有的。距今4000多年的屈家岭文化氏族的先民，竟能制作、烧造出陶胎薄如蛋壳的彩陶，其制作和烧造技术水平之高，让今人为之惊叹。

　　繁荣的屈家岭文化，源于江汉平原在其发展期间不断向江汉平原周边地区扩展，屈家岭文化沿着汉水上游发展扩张至鄂北的均县（此县位于水库中心被淹没后迁至今丹江口市）、郧县等地区，其影响所及到达了河南境内汉水支流的丹江、淅川和唐河流域，向鄂南发展已达湘北澧水流域一带，向东发展到达了鄂东平原，向西已至鄂西的荆门、当阳、枝江地带。在上述广大范围内，都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遗存或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几乎遍布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是江汉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也是长江中游的一支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

　　注释

　　（原题《纪念屈家岭文化发现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4年12月13～14日），熊学斌整理。原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劲草集：致敬百年·奋发荆楚—纪念湖北考古奠基者张云鹏与王劲先生》，内部发行，202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