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万里青 中华文脉长——专家学者共话“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
十一月四日至六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
近年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用考古成果诉说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其中“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在多学科联合攻关下取得丰硕成果。
为让公众进一步了解长江文明，增强文化自信，现邀请专家学者集中研讨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相关成果。
长江上游由古蜀看长江青铜文化带的形成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黎海超
逐水而居，顺流而下，是古今人群面对江河水域的共同选择。作为中国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长江横贯东西，成为连通中国两端的大动脉。这一天然水路也成为古人交通的重要选择。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联系在古史传说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本蜀论》《蜀王本纪》记载鳖灵为“荆人”，死后沿江而上见望帝杜宇而复活，并治理水患。霍巍认为这一神话故事或许与长江中游治水技术的传播相关。俞伟超依据大量的古史传说提出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一当在长江中游。
商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持续开展的考古发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考古学证据则更为鲜明，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联系已有相当规模。处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中便见有不少长江中游的文化因素。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宝墩文化的筑城技术与稻作农业均受到长江中游的影响。夏商时期，长江上游人群经三峡进一步与中下游进行更为密切的互动。这在陶器风格、玉器形制等方面均有反映。这一联系的顶峰当出现在晚商初期，此时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或可称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这一文化带形成的背景应置于黄河、长江流域宏观文化格局的变迁中来考量。
变化的源头始于商王朝在中商末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中商时期，商文化呈现扩张的趋势，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地方城址是商文化在长江流域扩张的前沿。在中商末期，盘龙城废弃，由此在长江流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着商文化势力的退出，长江流域各地土著文化开始兴起。到晚商时期尤其是殷墟二期前后，长江流域从三星堆、汉中，到宁乡再到新干兴起了多支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这些地区出土的铜器一方面显示出与商文化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尽管各地文化特征鲜明，但一些共同性因素仍可将整个长江流域串联起来。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铜尊和铜罍广泛见于汉中、三星堆、新干、阜南等地点，几乎遍布长江流域。这些尊和罍共性较强，张昌平认为属于长江流域特色的铜器。此外三星堆和阜南铜尊上装饰极为相似的双虎噬人纹饰，可能出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铜鼓上也饰有类似母题纹饰。汉中地区出土的人面具与新干人面具的造型极为相似。以上因素跨越长江上、中、下游，将长江流域连为一体，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的主要物质表现形式。
这一文化带的内涵应涵盖资源、技术、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互动。晚商时期，长江流域作为整体与殷墟为中心的商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资源流通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各地普遍使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原料应是主要的流通资源。长江流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等其他资源流入商王朝。反之商王朝又向长江流域输出青铜等资源，包括用铜观念、铸铜技术以及铜器产品等。无论是三星堆、宁乡还是新干铜器群均可看作是以中原铜器为母题的不同程度的变体。
尽管“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带”的存在应无疑问，但对于文化带内涵的剖析仍远远不足。文化带如何产生、发展，各流域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式等问题仍不清晰。这一文化带与黄河流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于后来中国文化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均需要做出系统阐释。
长江中游古代文明的交流枢纽地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长江中游地跨鄂、湘、皖、赣、豫五省，与中原地区山水相连，也是连通东西与南方的枢纽。湖北建始人、郧县人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遗址、湖北长阳桅杆坪遗址揭示了稻作和陶器的起源，彭头山、城背溪、大溪，开启了万年的文化之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长江文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青铜时代，长江中游始终是中原王朝精心经营开发的南土，禹征三苗，昭王南征，楚国北上称霸，归于秦的统一。长江中游地区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演进模式，同时又与中原有着广泛的互动和交流，最终完全汇入到中华一统的发展大潮之中。
新石器时代 大型“宫殿式”建筑复原效果图
屈家岭遗址发现了“磉墩”的最早形态，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图为北京大学徐怡涛教授团队复原的屈家岭遗址F38透视效果图。
“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成果丰硕。郧县人第三具头骨化石的出土，是中国为东方人类故乡的重要实证。九里岗遗址揭示了人类从距今1万多年至6000年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生活景象。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的最新成果，湖南鸡叫城、湖北石家河城是中华文明进入古国第二阶段的重要代表。鸡叫城、石家河、凤凰咀、城河、屈家岭以及孙家岗、七星墩等城址是五千年前后长江文明辉煌灿烂的见证。鸡叫城大型宫殿式建筑、石家河大型城址及水利系统、屈家岭高等级建筑及蓄水灌溉的水利设施、城河高等级墓葬、凤凰咀引水入城工程，以及石家河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和孙家岗、七星墩的精美玉器，向今人充分展现了四千年前长江中游地区的繁荣与兴盛。发现高等级墓葬和玉器的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其浓厚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反映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融。
汉江边的十堰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实证地。（曹忠宏 摄）
新石器时代 玉凤
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凤，被誉为“中华第一凤”。
新石器时代 “东方思想者”陶塑人像
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这件陶塑人像，似在低头沉思，被称作是“东方思想者”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 小石片石器
当阳九里岗遗址出土小石片石器，为探索旧—新石器过渡阶段提供重要实物资料。
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南阳八里桥遗址揭示了二里头文化经过南阳盆地到达长江中游腹地荆南寺等地的路径；盘龙城杨家湾高等级墓地、小嘴冶炼遗迹及北部大型铺石遗存，表明了盘龙城作为商早期经营南土的中心城市，有着与上游三星堆、中游吴城等地进行长期交流的重要中枢地位；黄陂郭元咀、安徽台家寺遗址的发现反映了两地是盘龙城之后长江流域重要的青铜铸造中心，湖南黑鱼岭遗址则揭示了更晚时期商文化南进的复杂状况。随州叶家山遗址、宜昌万福垴遗址等反映了西周王朝通过分封曾、楚等诸侯国对南方的控制，叶家山完整的墓地布局和墓葬礼器组合是研究西周早期青铜文化的标尺；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随州枣树林等遗址展现了春秋早中之际周王朝衰落之后与以楚为代表崛起的地方势力的斗争，同时也完整体现了以曾国为代表的南方诸侯国在中央政权衰落后，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发展变化历程。苏家垄墓地发掘确认了“金道锡行”铭文铜器主人的身份，赤壁大湖咀遗址炼锡遗存的发现，江西铜岭、九江荞麦岭和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的持续考古，揭示了商周时期存在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金道锡行”的资源流通路线和长江黄河文明的交融。楚纪南城、寿春城、城阳城、熊家岭墓地、武王墩墓地以及国字山越人墓等则是周王朝完全失去控制力之下的楚、秦等列国相互战争的直接反映。武王墩墓地保存完好的高等级青铜器组合和文字是研究楚文化及秦楚关系的珍贵实物资料。
春秋 曾侯宝礼乐器组合
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出土青铜铭文近6000字，是迄今考古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
战国晚期 鸟形金饰
安徽淮南武王墩1号墓出土鸟形金饰，是已知武王墩楚墓唯一完整的黄金制品。
战国 木觚
云梦郑家湖墓地出土“中华第一长文觚”，见证秦一统风云，为国家信史提供重要实物佐证。
周代 曾伯桼壶
荆门苏家垄周代遗址出土曾伯桼壶，其上铭文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为破译早期中国青铜文明密码提供实物材料。
云梦楚秦汉墓地与简牍是战争强力推动民族融合，促成中华大一统形成的历史见证。郑家湖墓地北方风格墓葬与楚式风格墓葬并存，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融合。“中华第一长文觚”、惊与黑夫家书、《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编年记》等秦代简牍，书写了秦统一战争的激烈，以及秦国和秦王朝较完整的编年史、法律体系；西汉文帝时期的《算术》《质日》《田律》等简牍，反映了西汉前期的法律、社会状况、数学成就等，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而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都来源于秦汉时期平民士卒的生活和基层官吏的笔耕不辍，印证了中国历史由中国人民书写和创造。
长江下游“崧泽王”与早期古国文明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林留根
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重瓣花朵”格局中的重要板块，从一万年的农耕文化肇始到五千年文明璀璨，赓续发展、创新变革，其发生发展而臻至辉煌的文明演进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百年考古证实了以长三角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明在距今5300年前就已完成了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长三角地区从马家浜—崧泽—良渚的文明化进程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踵事增华，长三角地区当今引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文化基础。
长江下游自国家文物局实施“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课题以来，针对4000BC—2000BC年间长江下游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区域内的崧泽—良渚文化开展研究，完善对该阶段社会复杂化过程的认识，回答了“何以良渚”的学术叩问。
新石器时代 玉琮
这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和良渚先民其它创造一起，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2023年以来，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围绕明晰遗址内部布局和确认遗址宏观结构两个方面，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截至目前，新发掘并清理出崧泽文化高等级大墓和中型墓葬共17座，将崧泽文化高等级墓地范围扩大到2000平方米以上，通过考古勘探可以确认整个东山村崧泽文化墓地的范围在13000平方米以上。成为目前已知长江下游地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贵族墓地。依据大型房址、红烧土祭祀广场、祭祀坑以及大型墓葬等文明要素，实证东山村遗址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
2009年发现的东山村90号大墓被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称为“崧泽王”，而这位“崧泽王”所统辖的地域还有常州天宁区的寺墩遗址。寺墩遗址发掘出的崧泽文化时期45座大型墓葬，显示出较高程度的阶级分化，遗址发现的木构建筑遗存规模大，保存好，结构复杂。墩东台地水井中出土的龙纹漆彩陶器，构思精巧、工艺高超，是复杂社会分工和手工业专业化的缩影。寺墩墩体，大型红烧土基槽表明寺墩顶部曾存在大型建筑，显示出其作为良渚文化另一个政治中心的内涵与格局。
“崧泽王”所在的“东山村—寺墩”古国处于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距今6000至5300年，长江下游地区处于文明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文化整合趋同，这一过程被考古学家们归纳为“崧泽文化圈的形成”，或被称为“崧泽化”，与之相应的有黄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整合、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整合，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先声。
“崧泽王”所领导的这场文化整合和变革，直接结果导致崧泽文化的文明要素被良渚文明所继承。稻作农业、环濠聚落、高台墓地、大墓与小墓代表的社会分化、平民与贵族、私有制，各类器用礼仪制度、棺椁制度以及宇宙观和信仰都被良渚文化所继承。
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国以及该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认同、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据，同时揭示了从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社会向具有等级制度、礼仪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艺的大型综合政治单元的过渡，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良渚文明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成长起来，这位巨人就是“崧泽王”，他开启了长江下游早期古国文明的大门。
来源：《湖北日报》2024年12月30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