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十大考古新发现专访｜无人机“神助攻”，三位考古学者的“寻坝”之旅

文｜安富建

　　“长江中游史前人们如何治水？”

　　2022年6月的一天，刘建国正在进行一场讲座。讲稿来自他刚完成不久的新书。从收集资料到成书已用时5年，出版索性也不着急了，不妨先给考古界同仁讲一讲，广纳善言，可能还有意外收获。

　　此时，正讲到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核心区俯瞰图（航拍）图源：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官网

　　屈家岭遗址，像“一叶扁舟”，飘在汉水支流的青木河与青木垱河之间。“第一个在长江中游形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绝不能落下为之命名的‘屈家岭遗址’”，他说。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石家河古国”），与同时代的长江下游“良渚古国”鼎足而立，成为史前“古国时代”的关键版图。

　　手下的鼠标停在了屈家岭遗址东北部。南北两侧山岭和西侧隆起处，正好围成“口袋”状。

屈家岭遗址及其周边附属聚落地势图（红框内是“水坝”遗迹） 刘建国供图

　　“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这里应该是一个水坝”，刘建国愣了一下，当即做出判断。形似“口袋”，实则是河谷。疑似“水坝”的隆起，南北两段保存迹象良好，中央部分因年久失修，受流水冲刷形成豁口。

　　鼠标正好停在豁口附近，让水坝原型毕显。

　　刘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他将这处疑似水坝的地点告知了屈家岭遗址考古队长陶洋。“突然注意到这么大一个水坝在那儿，一定要让他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年代的。要尽快考古验证。说不准秦汉的，或者更晚明清的？实际上，我们对这些年代的水坝兴趣不大，我们必须要找史前的”，刘建国向文博时空解释，为什么特别想弄清疑似水坝的年代。

　　2000多年前的古水坝，中国早已发现了不少：秦朝在岭南修建的“灵渠”，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的“都江堰”，吴王夫差主持开凿的人工水渠“刊沟”……2015年发现的良渚水坝，将中国古人兴建水利设施的历史从2000年前推至近5000年。

　　而今，新发现的位于屈家岭东北部的熊家岭早期坝年代已经确认：距今约5100年，成为发现的中国最早且明确的大型水利设施。

由“水坝、蓄水区、灌溉区、溢洪道”组成的完整水利系统 图源：陶洋

　　2023年12月4日，在屈家岭遗址考古工作专家现场会上，“最早水坝”考古新发现的消息正式对外发布；

　　最近两个月里，含“最早水坝”在内的屈家岭系列新发现，密集入选国内各大年度考古评选，比如，央视发布2023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2024年2月20日，入围有中国考古界“奥斯卡”之称的国家文物局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成为今年评选的大热门项目。

　　屈家岭遗址，以“最早水坝”再次走入大众视野。长江中游史前治水文明，因之浮出。

　　就在屈家岭遗址水坝消息披露的前几日（2023年11月29日），另一处屈家岭文化典型遗址湖北“城河遗址”也公布了水坝的新发现；2023年3月，“石家河遗址”也公布了有大型水利工程系统的存在。

　　在屈家岭文化所有聚落里，石家河、城河、陶家湖、屈家岭遗址面积最大。一年之间，其中三处重要遗址冒出水坝，并非偶然。

石家河、城河、陶家湖、屈家岭遗址位置关系

　　2017年起，刘建国邀请同事彭小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城河遗址考古队长，担任拍摄助手。二人对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大大小小近三十处遗址全部进行无人机实地拍摄。这些照片合成的遗址三维模型图，成为这些水坝新发现的关键线索。

　　事实表明，不止屈家岭在治水，而是几乎每一处古遗址都有治水痕迹，古代治水文明的兴盛，远超今人的想象。

河网密布的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地势图 刘建国 供图

　　“如果不是他（刘建国）指出，我们在现场调查，看到的地面都是高高低低的，根本难以分辨全貌。他提出（史前治水遗迹相关）想法之后，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寻找。”彭小军说。

　　在屈家岭水坝线索发现之后，江汉平原治水主题讲座继续进行了数十场，书稿几经删改增补。2023年8月，刘建国作为第一作者的《江汉平原史前治水文明》正式出版。江汉平原史前普遍存在的治水面貌得以呈现。

　　刘建国主导借助无人机新技术提供线索，考古队长陶洋、彭小军单点突破具体聚落。无人机“上天”，考古手铲“入地”，三位考古人数载“寻坝”，书写了不同于传统考古故事的崭新一页。

　　文博时空邀请三位考古学者讲述亲身经历，解读屈家岭遗址及治水工程角逐“十大考古”实力在哪里，为什么“了不起”？

　　“最早水坝”显形

　　打开五千多年前治水画卷

　　2022年9月，发现屈家岭—熊家岭水坝迹象的三个月后，刘建国前往屈家岭考古现场，试图揭开水坝谜题。

　　刘建国找到了陶洋。自2015年起，陶洋受命湖北省考古所的安排来到屈家岭遗址，担任屈家岭遗址联合考古队队长至今。

　　二人来到了水坝遗迹处，能够看到的部分尚有一人高的隆起残留。陶洋用手铲在北侧断面处刮面。

　　坝体初露，已能够分辨早晚两期。露出一个灰坑。灰坑嵌入，打破了早期坝体，发现了一块陶片。灰坑，是古人生活的垃圾坑。

　　陶片的出土可以回答水坝年代疑问，是考古年代确认的第一重证据。良渚水坝年代最初就是依据三块古陶片得以揭示。

屈家岭遗址出土的油子岭文化晚期陶器 彭小军供图

　　能够寻到古陶片并不容易，需要考古人的运气。好运眷顾屈家岭，短时间内发现了陶片。

　　按照经验判断：这是一个油子岭文化的陶片，比屈家岭文化更早！油子岭文化距今5900～5100年，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接续其后。屈家岭遗址是油子岭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陶片。

　　大家意识到：这个应该是目前可知最早的水坝了，一个可能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在场的考古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

　　屈家岭不仅有水坝，还可能是最早水坝。刘建国安心了，若缺熊家岭水坝一节，江汉平原治水文明一书会留下深深遗憾。

　　这次勘查之后，陶洋找了不少权威学者对出土陶片年代进一步确认，多位考古学者一致认定：不晚于油子岭文化。

　　“江汉平原发现了 5000 多年前可能的最早水坝”，消息很快在考古界传开。2022年11月，考古学者孟华平前往考察。孟华平，荆楚考古重要专家（著有《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主持的发掘项目曾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见到水坝之后，孟华平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第一坝”。

　　不久，屈家岭遗址正式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考古发掘。2023年，屈家岭遗址主要工作是搞清楚这个水坝的三大关键点：一是“年代”，二是“范围”，三是“功能”。

　　第一要搞清楚的关键是“年代”。

　　经碳十四测年明确：屈家岭—熊家岭水坝分先后两期建成，晚期坝的年代距今约4900～4800年，早期坝的年代距今约5100～4900年，绝对年代略早于良渚遗址水利设施。

测年样本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直播截图

　　几千年来，江汉平原的人们与水有割不断的关系。屈家岭遗址发现的契机是1954年冬因开挖水渠。因今人治水而发现的屈家岭遗址，又发现了最早的治水工程。

屈家岭遗址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图源：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官网

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绘有图案的彩陶。基于前两次发掘，“屈家岭文化”得以命名 彭小军 供图

　　江河万古流。五千多年来，面对青木垱河的挑战，“人与水如何共处？”这是永恒命题。

　　第二要搞清楚的关键是“范围”。

　　范围（体量）大小，是衡量水利工程复杂程度的重要指标。

　　在对屈家岭-熊家岭坝体解剖时，陶洋发现屈家岭遗址东南角的郑畈的一处土丘，也是一处水坝（郑畈水坝）。

　　一次发现，两座水坝。

　　若从上空俯瞰，与如此之大的水坝相比，聚落竟显得如此之小。要知道，屈家岭遗址是江汉平原面积最大的史前古遗址之一。

屈家岭遗址（黄色）与两处水坝（橙色）分布及面积对比 示意图

　　人与水共存——用好了是“水利”，用不好是“水灾”。

　　试想，在五千年前，与“世纪大工程”比邻而居、朝夕相处的屈家岭人，有多少骄傲，就有多少恐惧！两座水坝工程，也是文明之初，开路者们闯出新天地的勇敢和生命力的尽情释放。

“屈家岭—熊家岭水坝”发掘区北壁剖面模型 图源：陶洋

　　屈家岭—熊家岭水坝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现存坝体呈“梯形”：坝顶宽约13米，坝底宽约27米；高约2米；南北长约180米。

“屈家岭—郑畈水坝”剖面清理情况 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直播截图

　　相比“矮胖”的熊家岭水坝，郑畈水坝是“瘦高”型的：郑畈水坝的长度，是熊家岭水坝的近3倍、宽度却仅接近1/3：现存坝顶高约2.3米，宽约5.2米，坝底宽约10米，长约580米。

　　据陶洋推测，屈家岭—郑畈水坝的坝体堆积仅一期（即一次性筑就），其建造工艺、堆积特征与屈家岭—熊家岭水坝早期高度一致，年代也相当。

熊家岭水利系统（功能分区）示意 图源：陶洋

郑畈水利系统示意 图源：陶洋

　　以数据揭示水坝范围，最关键有两个问题：

　　1、屈家岭遗址有多大？

屈家岭遗址聚落面积顶峰 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直播截图

　　在油子岭文化时期（距今5900-5100年），聚落范围约105万平方米；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5100-4500年），扩展至284万平方米，环壕围合面积（含环壕）约90万平方米，到达顶峰。

　　2、两座水坝蓄水面积有多大？

　　屈家岭—熊家岭水坝东侧为蓄水区，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约19万平方米，和国家体育场“鸟巢”面积不相上下。郑畈水坝蓄水区面积，比熊家岭水坝可能更大。

　　蓄水区的实际区域面积目前尚未公布，需要依据水坝真实高度测算。可作参考的是两处水坝与自然岗地合拢面积之和，可能超过40万平方米。

　　如此看来：40万平方米，和屈家岭整体面积（90万~284万平方米）相比，足以反映水坝工程的浩大。

　　要完成如此大型水利工程，一些人因极具资源调配能力，脱颖而出成为了水坝工程的规划者、监督者。

　　因治水有功而推为首领，这是“大禹治水”传说的现实映射。

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肇始的物证 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直播截图

　　治水，改变了定居农业面貌，刺激阶级分化，孕育文明产生。因治水而文明，这就是江汉平原大型水利工程“最早水坝”发现的意义：五千多年前，长江中游文明曙光已现。

　　第三要搞清楚的关键是“功能”。

　　刘建国认为，“屈家岭聚落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应该是江汉平原的最佳地域”。地处完整而封闭的山前冲积平原，水源充沛。处在高海拔区、有适合居住的高台地，基本没有防洪的需求。河谷冲积平原上可耕种农作物。

　　经系列治水工程，屈家岭遗址可以“成为一处极为理想的‘史前文明发祥地’”。

屈家岭遗址出土的油子岭文化扣碗 彭小军供图

　　有人会好奇，守着两条河，屈家岭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建水坝，以灌溉农田？

　　筑坝的动因或许是，当人口较少时，屈家岭遗址环壕内小型水利工程足矣。随着人口扩大，首领决定开辟出更多水稻田，并看中了西部地势更高的台地。史前先民无法实现对水资源的提级使用（即将水从低处抽往高处），所以水坝的主要作用是抬升水位，以达到对高处农田的有效灌溉。

屈家岭遗址高程模型：绿色区域地势高于蓝色区域 图源：陶洋

　　屈家岭遗址自油子岭文化早期有人类定居起，已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稻作农业。熊家岭水坝西侧为灌溉区，约8.5万平方米（约等于127.5亩），植物考古显示该区域存在史前稻田。“具体的史前稻田遗迹面积有多大？”陶洋说，“有待进一步工作的揭示。”

　　让人再次对古人智慧刮目相看的是，屈家岭人并没有围截聚落旁流经的青木河或青木垱河，而是选择了聚落西边的两个小河。

　　选择小流域修坝（熊家岭水坝围截的流域面积是4.7平方公里，郑畈在4.9平方公里），水坝施工难度更小，而且水坝和高处的水稻田均不容易受洪水冲击。一座水坝不够用，那就再围一座。水坝里留有足够的农业用水，伏旱、秋旱来临，还可以灌溉以“抗旱”。

　　对自然之力顺势而为，实现旱涝不侵，这是屈家岭人的高级生存指南。

　　当水坝的水位高到一定程度，会从“溢洪道”流出，进入青木垱河里。

熊家岭水坝溢洪道清理图 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直播截图

　　熊家岭水坝的溢洪道位于蓄水区的北部缺口处，入口宽约26米，呈南高北低的走势。

　　后来，先民学会了提级用水，可以将低处的青木垱河水引至高处的岗地，这些水坝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长期得不到维护，水坝中央部分经流水日积月累冲击形成豁口——沦为事实上的“溃坝”被废弃。

　　这就是五千年前屈家岭“最早水坝”遗迹留给后来人的故事，也是屈家岭人踏入文明时代最初的有力证明。

　　02、无人机“飞手”寻坝

　　新技术带来考古新发现

　　“他（刘建国）一直致力于江汉平原史前治水文明的研究，坚信距今5000年前后，江汉平原一定存在相当成熟的史前水利设施。”陶洋说。

　　本世纪初，刘建国对中国先民治水发生兴趣，“感觉到中国先民应该从五六千年前开始治水，后来做了一些工作，但一直没有发现类似迹象。”

　　高性能无人机技术的普及，为“寻坝”带来契机。

　　刘建国曾是一名资深的“飞手”，操控无人机航拍考古遗址在考古界知名。爱好摄影，朋友圈经常发一些鸟类照片，被人戏称是“考古界内最会摄影”。“我从2006左右开始买无人机，到了2014年，已开始给考古同仁们做培训，推广无人机拍摄。”刘建国说，“考古遗址在二维呈现的照片上没有高低起伏。通过航拍获得的三维建模，可以很全面的把一个遗址信息全部要记录下来。”

　　一台像素2000万的无人机，当飞行高度在430米左右，可以获得10厘米的分辨率的正射影像。

屈家岭及周围附属聚落的正射影像图 刘建国 供图

1974年11月屈家岭遗址锁眼卫星影像图 刘建国供图

　　无人机拍摄获得的最新图像，与1974年卫星拍摄的屈家岭遗址对比，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对遗址新认识的重塑。

　　三维建模生成高程图后，一个遗址的垄岗沟谷在高程图上看得一清二楚。

石家河、屈家岭、陶家湖等江汉平原重要遗址的数字表面模型 刘建国供图

　　数字模型图中，不同颜色代表着地势高低的差异。“水往低处流”，正是寻找水流痕迹的首要准则。

　　在他的推广下，三维重建在考古界普遍使用。三维重建，成为“寻坝”取得成果的关键技术。

　　早在2010年，刘建国首次提出良渚遗址存在水坝痕迹。

　　此前，考古界对治水的关注度并不高，当良渚因叹为观止的大型水利工程申遗成功之后，考古人无一不期待着能够找到更多古人治水的遗迹。

　　在2023年12月城河水坝发现公布的当日，良渚遗址也公布了“新发现疑似水坝近20处”（其中7处的碳十四年代皆距今约5000年），加上2015年以来新发现确认的11处水坝——良渚大型水利系统中存在近30条水坝。

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多个水利系统，数字模型下清晰可见 刘建国供图

　　那么，江汉平原是否存在治水痕迹？最初只有一个假设。

　　“大洪水”叙事的传说，普遍存在于北纬30度线文明之中。因气候条件一致性，这条线上的古人普遍存在治水经验，并学会与水共处。

　　2017年，刘建国邀请彭小军一起先从无人机航拍遗址起步。

　　不同于普通拍摄，无人机拍摄考古遗址需要看老天的脸色。要反映丰富的地理地貌，最适合拍摄的是冬季。其他季节江汉平原植被茂盛，树叶遮挡对拍摄结果干扰大。冬天，还不能是阴天或多云，最好有连续四五天的晴天。也不能是早上，有雾；上午九十点开拍，冬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前得拍完。

刘建国操作无人机拍摄遗址的飞行轨迹 刘建国供图

　　苛刻的拍摄条件，必须高强度工作。一有合适天气，刘建国就从北京赶来。因没有驾照，约上彭小军当司机。有时一天跑几百公里远。长江以南澧阳平原的五个遗址（湖南的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垱、鸡叫城、邱家桥），竟然赶在同一天拍完了，早上从湖北荆州出发，晚上驱车几个小时，返回原地住宿。

　　外出拍片的日子，经常在路边小超市里对付。一两个面包、一瓶水，凑合一顿。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坐下来吃顿午饭。

　　彭小军颇为浪漫地讲述了一次难忘的体验：返程时已经黑天了，经过一处高架桥，两侧山谷相夹，前方无垠的星空，“感觉像在太空里”。

　　或许，夜晚遇到星空，是白天踏访古遗址劳累一天的奖励。

　　“要不抓紧时间拍完，一等就是一年”，刘建国说，近三十个遗址正式拍了三个冬天（2017年底、2018年初、2019年初）。一些情况复杂的，后期还有几次补拍。三年算下来，适合拍摄的时间凑起来也就一个月，“刚开始以为3年就能把书（《江汉平原的史前治水文明》）写出来，结果到去年花了5年时间”。

　　到拍摄接近尾声，刘建国也学会了开车拿了驾照。比驾照更重要的是，他拿到了江汉平原近30个遗址独一无二的三维影像资料。新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新视野。他的下一本书，已经从江汉平原治水升级至“中国史前治水文明”的恢弘图卷。

　　03、按图索骥

　　“最早水坝”在哪里？

　　以刘建国提供的信息，陶洋、彭小军按图索骥进入了寻坝“最难的一步”：考古确认。2020～2023年，一系列成果先后出炉：城河、石家河、屈家岭……

　　“我开始给了一些线索，结果并没有发现，‘忽悠’了他们。”起初，刘建国认为摸清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模式，应该多关注“小水塘”。在年代更早的彭头山文化（距今8500年）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有古河道旁发现了一些挖出的“小水塘”，极可能是古水稻田。推测先民会从水稻田旁边的河里引水灌溉。

　　三维地图显示，江汉平原的史前遗址存在与彭头山相似的“大量短小的堤坝”痕迹。2021年底，刘建国向屈家岭、城河、石家河等考古队提供了20多个疑似小水塘的地点。几位考古队长分别做了钻探，两三个月以后却无功而返。

　　刘建国意识到“小水塘”都处于填埋状态，只有钻探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深入的考古挖掘才可能有收获；而大型的水利设施，比如“水坝”，往往在地面留有明显遗存，更容易识别。

　　重点放在找水坝上。

　　陶洋前后勘探了屈家岭十几处疑似水利工程，最终确定了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坝。2023年是屈家岭-熊家岭水坝发掘的关键期，完成熊家岭水坝东西向的解剖清理工作用了8个月，一年到头，陶洋前后才回过3次家。

城河遗址数字表面模型 刘建国供图

　　在城河遗址，彭小军依次对14处古水坝的疑似痕迹作解剖发掘，只在一处找到了陶片，经过确认属于屈家岭文化遗存。“尽管有理由认为，解剖的14处都是水坝，但是能够100%经考古作年代确认的，只有这一处。”彭小军说。近几年，几乎每年有8～10个月都泡在考古工地上。

　　偶然性，为考古带来困难，也是这项工作的魅力来源——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一切皆指向未知。

　　04、史前治水文明的样板工程——城河遗址

　　“挡水、引水、用水”的三部曲

　　迄今为止，江汉平原史前治水工程的大型水坝，只有陶洋和彭小军分别负责的屈家岭遗址—熊家岭水坝和城河遗址东北部的水坝，这两个是“经过考古学年代确认，而且比较早的”。城河遗址未能获得“最早水坝”称号，因这是一处“移民”聚落，并不存在更早的油子岭文化，而晚于屈家岭遗址。

　　城河遗址曾以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罕见大型高等级墓地等，入选了国家文物局“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水利工程的发现进一步抬升了城河遗址的重要性。

　　城河遗址是“史前治水文明样板工程”之一，刘建国认为。城河人治水对地形的利用，复杂而精巧。城河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距今约5100年～4500年，地处汉水西侧支流城河及其次一级支流的冲积平原上。

城河遗址正射影像图 刘建国供图

　　彭小军认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城河遗址的史前水利系统工程分为了三步，完成了“挡水、引水、用水”的三部曲。

　　遗址地势东北部分较高，西南低。西南侧应该是城河干流摆动形成的早期河谷。

　　工程第一阶段

　　在工程第一阶段，最早来到城河的一批人，为了扩大农耕生产面积，沿着西南部的台地边缘修筑了一道“挡水墙”，从城河河谷切出一块来种植水稻，主河道不再来回摆动。

　　工程第二阶段

　　工程第二阶段的开启，到了屈家岭文化晚期，或因人口增加、聚落面积扩大的需要。在西南部原来的“挡水墙”之外，又营建了更大的“挡水墙”。

城河遗址淹没模型分析 刘建国供图

　　数字模型显示，西南部的人工“挡水墙”在一定水位情况下，能够起到明显的防洪作用，将水挡在城外。

　　除了“挡水”之外，这一时期的城河人对水资源利用出现了重大转变——“引水”，东北部出现了一座水坝。

2023年11月14日，航拍城河遗址“水坝”遗存 彭小军供图

　　这条水坝（在遗址外的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将东北部的城河支流的主河道拦截。

　　“水坝”遗迹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水坝下侧可能有古稻田，仍在确认中。

城河遗址北部淹没模型分析与筑坝贮水和引水方式（右图红色是人工“引水”的通沟） 刘建国供图

　　水坝蓄水面积大概18万多平方米，约占城河遗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的四分之一。当水坝库容超过100万立方米，水可以引入城内。通过人工通沟，河水一直贯穿进入城里，又形成了两个自然水系（环壕）。

城河遗址垣壕水系图 彭小军供图

　　从“挡水”城外到“引水”入城，城河人实现了一次治水能力的跨越。

　　工程第三阶段

　　更妙的是工程的第三阶段，精细化“用水”。

　　在环壕水渠里存在C字形的短小堤坝。类似一级一级的滚水坝，分级蓄水。

　　雨水多的时候，小堤坝作为挡水设施，将水挡在城外边；雨水少时则也可蓄水“抗旱”。城，接近于自然水系（环壕）堤坝。

　　最后，城内的水流通过城东南水门，流入另一条自然河流里（城河）。

　　挡水、引水、用水，这符合后世李冰修筑都江堰奉行的“道法自然”，做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

　　5000年前屈家岭文化先民，实现对水资源的高水平管理，“水”、“城”融为一体。

　　05、治水，成就五千年前

　　“问鼎中原”的“众城之邦”

　　城，是屈家岭文化的典型特征。

　　这里有中国最早史前城址“城头山”，还有最多的城址。近30个遗址，有17处“城”址。

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10指城河遗址；8指石家河-谭家岭） 彭小军供图

　　“城”，最初来自挖环壕的泥土，堆筑而来。名为“城”，却并不是北方后来常见的夯土墙。这些“城墙”普遍宽、大，兼有缓坡。

　　横截面多呈梯形，一般底部宽能达30米，顶部宽达10米以上。

城河遗址的“城墙”横截面（左侧为城外与外壕沟） 彭小军供图

　　有人可能会好奇，这样造型的“城”不是很容易攻破吗，如何防御敌人或野兽？

　　江汉平原史前文明有两个侧面：正面是“多城”现象，反面是“治水”的普遍存在。

　　长江中游降水季节分布极不均匀。刘建国将过去被人忽视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伏旱、秋旱纳入考虑，认为城和农业生产直接挂钩。基于各遗址治水工程的研究，刘建国提出城的“抗旱”功能。

　　类似围坝形状的“城”，也是为了蓄水“抗旱”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水稻产量上去了，人口就进一步扩张，为文明发展提供动力。

　　这成为对“城”功能认识上一项重大突破。城，兼有抗旱、防洪、防御等多功能用途。

　　治水，成为理解江汉平原文明的一把钥匙。

　　江汉平原是“楚文化”的主要源头。楚国不谙中原诸夏礼仪，中原看不起，楚国也以“蛮夷”自居。曾发生楚庄王北上“问鼎中原”故事。实际上，距今5000年前后，一统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发生了一次大扩张，北进中原的仰韶文化，东入大汶口文化。

　　彭小军称之为“第一次问鼎中原”。

　　在屈家岭遗址，最新公布的新发现有一个510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大房子。

　　陶洋引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级教授赵辉的评价：“在屈家岭遗址最高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型宫殿式的建筑，建筑技术相当高级。屈家岭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其实是一个相当高级的社会。它是一个江汉地区的史前文明。”

510平方米大房子正射影图

　　这里也发现了已知最早的磉墩（整座房址承托木柱的础基）遗存。陶洋介绍，此前发现的磉墩遗迹有明确记载的出现在河南省新密市古城寨遗址。古城寨遗址，一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已进入有史籍记载的夏代纪年，远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

　　在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发现的墓葬300多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

城河遗址M4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陶器 彭小军供图

城河遗址出土的玉石钺 彭小军供图

穆林头遗址出土的牙璧，是屈家岭文化出土较少玉器中的一件精品 彭小军供图

　　从屈家岭、城河、石家河等遗址出土遗迹来说，屈家岭文化的这一批“城”，互相不统属且边界分明。但是，具备共同的信仰。

　　四耳器、筒形器等意识形态有关的器物在各大聚落里出现。

城河遗址出土的筒形器 彭小军供图

　　彭小军将这种不存在聚落间主次格局的联合关系，称之为“众城之邦”。

　　第一次“问鼎中原”的屈家岭文化，并非在某位“王者”的统率下完成，而是存在一个“领导集团”。

　　至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真正的“王”才出现。

　　以4500年为分界线：此前，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是18处；

屈家岭文化聚落分布图 刘建国供图

　　此后，石家河遗址附属聚落猛增至40处。

石家河文化聚落分布图 刘建国供图

　　金字塔式聚落层级格局出现，“石家河古国”最终一统江汉平原上的其他众多聚落。

　　此后，江汉平原经过肖家屋脊文化时期（4100～3800年）逐渐衰微，进入史籍记载的“夏商周”而融入中原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多元一体”重要组成部分。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宗教属性明显，需要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衰亡原因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也决定了它们对来自外部的冲击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许宏《溯源中国》2022年）

　　兴衰更替，自然为之。文明走过初期而衰亡，未能如同中原奉礼制而长久繁盛。系统瓦解出自内部，屈家岭—石家河文明的淘汰出局，有了宿命式的结局。

来源：文博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