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遗址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屈家岭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屈岭村和京山市雁门口镇高墩村，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同时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最早发掘、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屈家岭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揭开了长江中游地区特征鲜明的史前文明的面纱，率先打破了固有的“黄河流域文化中心论”的学术观点，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1]。
屈家岭遗址自发现以来，历经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遗址保护和考古研究等方面取得累累硕果。1988年，屈家岭遗址被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底入选国家文物局首批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连续入选全国150处大遗址保护名单，2021年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3年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屈家岭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始于1955年2月，相关的考古工作目前仍在持续当中。在此期间，屈家岭遗址先后斩获2021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及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殊荣。
自1954年发现、1955年发掘以来，屈家岭遗址共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和多次系统调查与勘探，累计发掘面积约8400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了水利系统、高等级建筑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遗存，揭示了屈家岭遗址作为“区域性中心聚落”的价值和地位，是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和发展路径的关键样本。对屈家岭遗址过往考古工作和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有益于进一步揭示遗址的内涵和价值，以及今后田野考古和相关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化。
一、遗址考古工作的回顾与总结
1954年冬，著名考古学家王劲等在配合京山县（现京山市，下同）石龙过江水库渠道工程建设而进行的文物调查中发现了屈家岭遗址，采集到大量薄如蛋壳的彩陶器及叠压其下的磨光黑陶器[2]。这种迥异于中原史前文化的现象，引起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下同）湖北队队长张云鹏的注意，随即决定水渠线路改道并确认屈家岭遗址为重点保护对象。在上报中央主管部门后，将屈家岭、石家河等四处遗址作为重点抢救性发掘对象，随后的发掘拉开了屈家岭遗址乃至整个江汉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序幕[3]。
（一）第一次考古发掘
发掘时间为1955年2月。此次发掘，由湖北省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负责，参与发掘的人员有周秉荃、谭维四、王劲、程欣人、毛在善、江海、夏盾、杨元发、张云鹏和陈作良等。在屈家岭村西北部渠道穿过的区域共布设2米×10米规格探沟4条，发掘面积80平方米，初步了解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并认识到其出土遗物可能属于新的文化系统[4]。
（二）第二次考古发掘
发掘时间为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此次发掘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导，参与发掘的人员有张云鹏、王劲、陈安仪、程欣人、张方英、徐松俊和舒瑞立等。发掘地点选在毗邻第一次考古发掘区域的北部，发掘面积达858平方米。此次发掘的出土遗物以彩陶纺轮和薄胎彩陶杯、彩陶壶最具特色，陶器组合中以双腹鼎、双腹豆、双腹碗最为典型，有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在1965年出版的发掘报告——《京山屈家岭》中，发掘者将这批遗存分为早期、晚期一和晚期二等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并认为其属于一种新的文化系统，又具有自身的时空分布范畴，遂正式提出“屈家岭文化”命名，随后讨论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经济、精神文化及与仰韶、龙山文化的关系等内容[5]。
此次考古发掘意义重大。出版的《京山屈家岭》报告，被誉为我国江汉地区乃至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奠基之作[6]。报告使学界第一次能够全面地认识屈家岭文化的基本内涵，进而引发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探索的热潮。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羼杂于红烧土块中的稻谷壳，经原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士丁颖教授鉴定，确认其属于成熟的人工栽培粳稻，年代在距今4000年以前，是当时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粳稻实物，在稻作起源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7]。
（三）第三次考古发掘
发掘时间为1989年7月至8月。此次考古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负责实施，参与发掘的人员有王劲、林邦存、黄凤春、刘小华、刘治云、陈安宁和陈官涛等。发掘地点在屈家岭村北部约700米处的山岗东北坡上，共布设5米×5米规格探方5个，实际发掘面积87.5平方米，主要清理了13座土坑竖穴墓葬和两期文化堆积[8]。
此次发掘的主要意义在于发现了一批早于传统认知的“屈家岭文化”范畴内的遗存。发掘者所划分的“前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初期”及“屈家岭文化早期”等三个发展阶段，实际上是在屈家岭遗址中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来源以及过渡阶段的遗存，进一步丰富了遗址的内涵。此次发掘之后，学术界掀起了屈家岭文化研究热潮，尤其是“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或“屈家岭下层遗存”的内涵和性质问题，更是研究和探讨的焦点所在。
前三次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了解了遗址的文化面貌，初步建立了遗址的年代序列，但囿于发掘面积有限，未能全面涉及遗址的聚落结构、功能布局及周边区域文化遗存的分布与保存状况等内容。由此，聚落考古视野下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被提上日程。
（四）1998年、2007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
1.1998年考古调查与勘探
工作时间为1998年5月。为制定屈家岭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京山县博物馆，对遗址所在的地理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与全面勘探，重点围绕遗址的保存状况及周边区域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而进行，参与人员有林邦存、黄凤春、周光杰、朱远志、宋长城、鲍云丰、熊学斌和李勇等。调查人员在屈家岭遗址的东北部和东部新发现了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等三个同时期的遗址，深化了对屈家岭遗址聚落结构的认识[9]。
2.2007年考古调查与勘探
工作时间为2007年10月至12月。为配合屈家岭遗址申报国家首批大遗址保护项目及为制定遗址保护规划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京山县博物馆，对遗址展开了系统调查与勘探，参与人员有刘辉、陈中富和熊学斌等。此次调查和勘探工作对屈家岭遗址的聚落结构有了突破性认识，以屈家岭遗址为中心，周边呈环状分布着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东湾、杨湾、土地山、毛岭、小毛岭、大禾场和九亩堰等附属聚落，进而构成规模庞大的遗址群，并提出存在环壕系统，为进一步研究聚落形态及其历时性演变提供了珍贵的材料[10]。
（五）第四次考古发掘
工作时间始于2015年5月，持续至今。为配合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实施，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屈家岭遗址管理处（现为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成立屈家岭遗址联合考古队，对屈家岭遗址展开全面地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参与人员有罗运兵、陶洋、周国平、张德伟、曾汭、林嘉莹、史德勇、周伟、朱远志、苏锦平、牟星玉和熊学斌等。截至2023年，累计发掘面积达7400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1]。
其一，厘清了遗址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历年的工作确认了屈家岭遗址是一个单一的遗址，而非一个遗址群，首次发现的“屈家岭遗址”是遗址内的核心地点，从而在时空范畴上厘清了遗址的基本概念。屈家岭遗址面积达284万平方米，遗址内以屈家岭地点为核心，呈环状分布于四周的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东湾、杨湾、土地山、毛岭、小毛岭、大禾场和九亩堰等10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岗地均属于遗址的组成部分，各岗地之间地势相对低平的区域也基本连续分布着较为丰富的原生文化堆积，各地点史前遗存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
其二，明确了遗址环壕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布局。外壕呈环状分布在屈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三个地点，其中西段和北段为人工开挖形成，东段和东南段等则是依地势对自然冲沟加以改造后形成。内壕呈条带状横穿屈家岭地点中部区域，西段为人工开挖，东段则是对自然冲沟加以改造。充分并合理利用自然地势营建城、壕等大型公共工程，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中常见的行为模式，即城垣或壕沟并非全部由人为堆筑或选址新挖，多个地段是充分结合了自然土岗或冲沟并加以改造而形成。屈家岭遗址环壕系统的主要功用在于进一步疏浚和贯通水系（青木河及青木垱河），应为遗址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完整建立了遗址史前遗存的文化和年代序列。历年的工作表明，遗址由早及晚主要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基本涵盖了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主要发展阶段，绝对年代则集中在距今5900～4200年。
其四，聚落布局及其历时性演变情况日渐清晰。油子岭文化早期是遗址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期。遗存主要分布在屈家岭地点，聚落分布面积约38万平方米。其中，屈家岭地点北部岗地揭露了多座大型建筑和数量众多的相关的生活类遗存，应为中心居住区；中部岗地揭露了多座小型房址和相关的生活类遗存，应为普通生活场所；南部岗地因未发掘至该时期的堆积层面，故不清楚遗存的性质。除生活类遗存外，尚未揭露出该阶段的墓葬、手工业作坊等方面的遗存，有待于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油子岭文化中晚期是遗址的加速发展期。聚落面积增长至约105万平方米，主要涵盖屈家岭、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等四个地点，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面积最大的聚落，应为该地区的区域中心。熊家岭和郑畈水利系统可能发轫于这一时期，同时揭露出多片成人墓葬区、婴幼儿墓葬区、密集分布的陶窑群和生活区等，聚落内部功能区划明显。墓葬区和生活区均出土了大量造型规整、胎壁较薄的磨光黑陶器，是迄今最早的快轮制陶实物之一，反映出该时期生产技术的革新及产业化、专业化制陶的趋势，是社会高度复杂化的重要物证。
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遗址发展的巅峰期。随着治水模式的进一步成熟，稻作农业持续发展，人口显著增加，聚落面积激增至约284万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地区同时期仅次于石家河遗址的第二大中心遗址[12]。由壕沟、自然水系与大型水利设施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进一步完善，聚落内部功能区划更加显著。其中，屈家岭地点南部岗地被营建成高等级建筑区，多座大型建筑呈对称分布，井然有序；其中大型“宫殿式”建筑F38面积达510平方米，发现有工程量巨大的纯净黄土台基和迄今最早且明确的“磉墩”遗存，无不彰显着超然的地位，其他地势较高的区域则被规划为普通生活场所，等级分明；熊家岭水坝进一步加高加宽以灌溉更大范围的水稻种植区；墓葬区、铜矿石分布区等也被相继揭露。
石家河文化时期是遗址的衰落期。尽管出土了重要的跟矿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相关的铜矿石遗存，同时揭露了少量大型建筑，但聚落面积仍急剧缩小至18万平方米，相关遗存也仅分布在屈家岭地点中部和南部岗地。
综上所述，屈家岭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聚落形态、聚落内部的功能区划及其历时性演变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所揭露的一批重要遗存，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形成及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遗址相关研究的进展
自屈家岭遗址发现和发掘以来，学术界持续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和探讨，相关成果颇丰；特别是在1989年第三次考古发掘之后，对屈家岭遗址及屈家岭文化的综合研究便已全面展开。经过初步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进而扩展到文化与社会研究层面。此类研究始于遗址发现之初并持续至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遗址的聚落结构、聚落内部的功能区划、社会组织结构及与周边大型聚落如石家河、城河等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聚落之间的关系问题，仍是目前学术界关注和探讨的重点所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和屈家岭遗址为代表的大型环壕土城或环壕聚落是该时期出现的新型聚落形态，代表了一种新型社会形式即以大型聚落为代表的大型政治实体[13]。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众多城址和大型环壕聚落，体现了相近的聚落规划理念并显示出共同的精神信仰体系，进而构成了屈家岭文化“众城之邦”的独特社会现象[14]。
2．屈家岭文化的内涵、性质及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而扩展到屈家岭文化谱系研究。此类研究成果最丰，始于遗址发现之初，盛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的研究集中在屈家岭文化与相关考古学文化如仰韶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等的关系问题上，并对屈家岭文化的源流尤其是来源问题进行了大量思辨。关于屈家岭文化的来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认识，概言之，即主要来源于大溪文化或油子岭文化，形成这两种不同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对待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的内涵和关系问题上，在此不再展开；屈家岭文化最终嬗变为石家河文化，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15]。
3．多学科综合研究。内容涵盖植物考古、考古年代学、冶金考古、残留物分析、土壤微形态、制陶技术及古DNA研究等方面。制陶技术方面的研究进行得较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便有多篇研究成果公布，其余方面的研究则集中在二十一世纪之后。
植物考古研究的内容集中在遗址史前阶段的经济结构方面。从油子岭文化早中期开始，发展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屈家岭遗址始终是以稻作为主、粟作为辅的农业经济结构，其中发现的年代集中在距今5600～5300年的炭化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经测定证实的最早的粟遗存，是北方旱作农业传入长江中游的最早证据[16]。
在考古年代学研究方面，通过AMS14C测年，基本建立了屈家岭遗址确切的年代标尺。重要遗存如水利系统的测年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系列测年，确认熊家岭一期坝绝对年代为距今5100～4900年，二期坝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900～4800年[17]。
冶金考古研究则集中在对遗址出土的油子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铜矿石的检测分析上。经科学检测，大部分铜矿石含铜量高达94%以上，部分铜矿石表面上的黑色附着物，应为矿石焙烧产物，为探索我国史前矿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18]。
在残留物分析方面，通过对器物表面淀粉粒残留物分析，进一步完善了屈家岭先民的饮食结构。自油子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屈家岭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始终以种植的水稻为主、粟为辅，兼以采集的莲藕、块根块茎类等[19]。通过对红陶杯、彩陶杯和壶形器等器物内壁所提取样品的淀粉粒分析，发现了可能跟酒的发酵相关的线索，说明此类器物可能与屈家岭先民的饮酒行为具有直接联系。
土壤微形态的研究集中在对熊家岭、郑畈水坝坝体堆积和F38黄土台基的检测分析上，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观察土壤的原料来源，分析其堆积过程中的加工工艺以确认是否存在拍打、压实或者掺和其他物料的行为。
制陶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陶器造型及制作工艺上。其中，以第三次考古发掘第三期遗存中的部分黑陶器为代表，经研究被证实为快轮制陶实物，并保留有快轮拉坯成型的直接证据[20]；通过科技检测与分析，遗址出土的部分蛋壳彩陶杯被证实为目前我国最早的高温黑釉陶，将我国黑釉陶技术提早了一千多年[21]。
屈家岭遗址作为长江流域极其重要的史前遗址，其考古及研究的领域和方向是非常广泛的。除上述各领域的研究外，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在开拓和持续中，相信不久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发布。
三、遗址考古工作的思考与展望
历经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屈家岭遗址的考古和相关研究工作，如在聚落形态、文化谱系、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深化。
聚落内部功能区划有待进一步完善，重要的聚落构成要素如墓地、古稻田的分布等需要进一步探索。
墓葬是研究当时的葬仪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的重要材料。屈家岭遗址目前只发现了少量油子岭文化中晚期瓮棺葬、两处油子岭文化晚期成人墓葬区及数座零散分布的屈家岭文化成人墓葬。除油子岭文化晚期外，其余阶段的墓葬数量过少甚至尚未发现，墓葬年代存在较大缺环；居址材料丰富但墓葬材料单薄，严重制约了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整体性研究。从已有的发现看，油子岭文化晚期的成人墓区集中分布在屈家岭地点北部岗地及冢子坝地点西北部坡地，紧邻各自的生活区但又有一定距离间隔，墓区选位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的。从随葬品的角度观察，两处墓区存在一定共性，即随葬器物多为磨光黑陶器，器类相近且摆列有序。其最大的差异性在于，处于核心区域的屈家岭地点墓区，其随葬品组合多鼎、簋，是为大宗，最具特色，曲腹杯数量较多，罐、壶等其他陶器数量偏少；冢子坝地点墓区墓葬随葬品仍以鼎为主，但曲腹杯数量较少，簋则少见，罐、壶等其他陶器数量偏多，器类组合远不及核心区统一规范。上述现象表明，快轮制陶及渗碳技术在聚落内部实现了互通和共享，但各地点之间的“用器”规范已经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已经存在明显分化，是社会复杂化的直观见证。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墓葬材料过少，暂时不能深入分析研究。
熊家岭、郑畈水利系统的发现，应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但仍需进一步揭露出古稻田等相关遗存以完整展现稻作农业社会的壮阔图景。古稻田遗存的构成要素，如稻田、田埂及灌溉渠系等的系统揭露，能够为研究区域稻作农业模式及发展水平提供客观依据，进而为研究稻作农业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重要支撑。
在区域考古调查方面，应以屈家岭遗址为中心，进一步扩大区域系统调查的范围，以构建遗址所在自然地理单元的聚落等级体系，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屈家岭遗址的中心地位。
在聚落关系研究上，应加强与石家河、城河等大型中心聚落的对比研究。宏观上，在聚落选址、营建方式、技术与过程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微观上，运用多学科手段对同时期遗存的形态特征、技术工艺、功用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各聚落内部社会组织结构及运行模式的异同，进而扩展到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聚落关系研究层面。
在年代学研究方面，典型单位的测年数据不够丰富和连贯。遗存分期研究，进而上升到聚落层面研究，仍以对陶器的研究为基础；典型陶器组合，辅以大量可靠的年代学数据，能够为遗存分期等相关研究内容提供更科学细致地支撑。屈家岭遗址各期典型单位较多，出土的陶器组合明确，但这些典型单位多数未浮选出可供进行精准测年的样品。尤其是油子岭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早期这一涉及文化分野的关键节点，往往出现典型陶器组合明确但缺乏相关测年数据，或有年代相符的测年数据但缺少典型陶器组合的现象，极大地限制了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应着重关注并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
屈家岭遗址是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代表性遗址，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仍有待进一步发掘，尚有许多课题需要深入开展。未来，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和多学科联合攻关，必将使屈家岭遗址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作者：张德伟、罗运兵、陶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4年第6期）
来源：江汉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