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巡礼——新石器时代(四)

发布时间:2021-11-17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华民族璀璨悠久的文明,更见证了一代代中国考古人执着的探求精神。这100个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其重大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遗址简介:裴李岗遗址在1977—1979年先后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约2400平方米。2018—2020年重启考古工作,面积约500平方米,新一轮发掘发现了确凿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修正了过去模糊的认识,尤其是为认识墓葬、农业发展水平提供了新证据,为进一步填补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生活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裴李岗文化因最先在新郑的裴李岗被发现与发掘而得以命名,裴李岗遗址在裴李岗文化研究、区域类型和分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性的地位和特殊意义。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及其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农业生产工具及家畜骨骼的出现,对于探索我国农业、畜牧业和陶器制作起源等具有重要作用。
 
  ●历年主要发掘单位: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新郑县文物管理委员会、郑州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
 
  ●历任发掘领队及主持发掘者、主要参与发掘人员:陈星灿、崔耕、赵世纲、李友谋、薛文灿、任万明、王吉怀、郑乃武、李永强、顾万发、黄富成、胡亚毅等
 
陶鼎
 
  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
 
  遗址简介:1921年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和仰韶文化研究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仰韶村遗址先后于1951年、1980年至1981年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对于仰韶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获取了仰韶和龙山两个文化四个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2020年8月,开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启动了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第四次考古发掘对深入了解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态发展演变以及探索豫西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考古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此外,多学科研究稳步推进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如仰韶村遗址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中获取了酿造谷物发酵酒和曲酒的证据,在仰韶和龙山时期墓葬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痕迹,说明墓葬中可能存在过丝绸实物等。仰韶文化从发现到发掘,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成果丰硕。目前,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正式对外开放。
 
  ●历年主要发掘单位: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渑池县文化馆、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渑池县文旅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
 
  ●历任发掘领队及主持发掘者、主要参与发掘人员: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安志敏、丁清贤、赵会军、李世伟、魏兴涛等
 
彩陶罐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遗址简介:庙底沟遗址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调查队首先发现。1956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就在此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及庙底沟二期文化,填补了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发展的空白。2002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进行了又一次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大量精美的彩陶和丰富的遗迹。庙底沟遗址早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聚落结构的雏形。在它的东西两面都有壕沟相环,居住区主要分布在遗址的中部和西部,制作陶器的陶窑也集中分布在遗址的西部,说明当时已有了专门的制陶作业区。植物考古的证据表明,庙底沟遗址是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为主。这一时期庙底沟先民的肉食资源获取方式属于“开发型”,以饲养家猪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个别灰坑中,出现了随意弃置尸体的现象,说明暴力行动和冲突征服已经存在。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也使得中原地区逐步崛起为华夏文明的中心。目前,三门峡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成为了宣传展示庙底沟文化的最佳平台。
 
  ●历年主要发掘单位: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
 
  ●历任发掘领队及主持发掘者、主要参与发掘人员:夏鼐、安志敏、吴汝祚、郑乃武、谢瑞琚、杨吉昌、洪晴玉、郑笑梅、叶小燕、白荣金、樊温泉、杨树刚、靳松安、任伟、赵海洲、郑立超等
 
“蔷薇科”花卉纹彩陶盆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遗址简介:巩义双槐树遗址于1984年河南省第四次文物普查、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因当时发现时所在地属于滩小关村,故命名为滩小关遗址。1992年10—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2004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发现环壕两道,滩小关遗址仅为遗址东北部的一部分,因此命名为双槐树遗址。2013—2020年,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坛、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遗址分为五期七段,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即庙底沟类型晚期);第三期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第四期相当于大河村四期,可分为三段,第五期相当于大河村五期。双槐树遗址是目前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两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与其一脉相承。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墓葬区内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有利于开展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
 
  ●历年主要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
 
  ●历任发掘领队及主持发掘者、主要参与发掘人员:赵清、顾万发、汪旭、姜楠、赵新平、韩朝会、刘洪淼、胡亚毅、吴倩、张吉钦、周明生、杜新、李建和、刘彦峰、信应君等
 
牙雕蚕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遗址简介:屈家岭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揭开了长江流域特征鲜明的史前文化的面纱。屈家岭遗址是研究屈家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代表性遗址,见证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辉煌阶段,也是湖北考古的起点,1955年2月、1956年6月—1957年2月,分别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考古发掘,这是湖北地区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初步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此后,出版了湖北第一部考古报告《京山屈家岭》,提出长江中游地区第一支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1989年,对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13座油子岭文化晚期的土坑竖穴墓和两期文化堆积,其意义在于提高了屈家岭遗址的年代上限并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来源。
 
  2015年至今,启动屈家岭遗址第四次考古工作。第四次考古工作,完善了屈家岭遗址的文化发展序列,即由早到晚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个发展阶段,基本涵盖了江汉平原史前文明的主要阶段。整体把握了遗址的聚落布局和演变,明确了屈家岭遗址点油子岭文化时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主要功能分区。屈家岭遗址聚落等级高,规模巨大,结构完整,文化发展连续性强,影响深远。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晚期铜矿石,含铜量达94%以上,为探索我国史前矿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线索;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四耳器和筒形器的出土,反映出屈家岭遗址聚落等级的高级且特殊地位。大量出土的油子岭文化时期炭化粟,为长江流域关键地区发现最早的粟作遗存。

屈家岭视频
 
  ●历年主要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等
 
  ●历任发掘领队及主持发掘者、主要参与发掘人员:王劲、张云鹏、林邦存、罗运兵等

最早的快轮制陶实物——H74出土的磨光黑陶